1936年后，全国抗日浪潮空前高涨。我党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而白区党的干部又人手紧张。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解决党的干部缺乏问题，认为被监禁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中的五六十名党员，有许多是我党坚强的骨干，党组织有必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手段”营救他们出狱。北方局随即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经中央研究予以批准。于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便通过牛宝正向狱中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要求狱中同志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的指示。

　　狱中党支部接到了外边党组织的第一封信时，担心是敌人搞的圈套，决定不予执行。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局又通过牛宝正给狱中支部送去了第二封信。其大意是：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望早作安排。

　　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笼络人心，规定狱中刑期超过五分之一的政治犯，只要是公开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反共启事》，就可获释出狱。要想早日出狱，除去登报别无良法。但要违心地以《反共启事》见报，就等于公开放弃革命信念，这叛变之嫌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所以，经大家商量，由杨献珍用外文向北方局和党中央汇报了“不同意登报出狱”的意见，如党组织坚持让登报出狱，则提出以下要求：一、登报有叛变之嫌，如党组织坚持这样做，登报的责任由组织负责；二、出去后仍然是党员，应按正式党员安置工作，无须另行立案审查；三、这次是依令行事，组织上以后不能再追究此事的责任。

　　此信通过牛宝正转送到北方局，北方局答复后，又转呈党中央批示。之后，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传入狱中，随信还附了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抄件，以证明这些指示确实是经中央批准的。直到这时，狱中党支部终于相信这是组织的决定，经过研究，同意按照中央的意图行事。

　　国民党当局见同时有这么多人要求出狱，一时也难辨真假，不敢仓促批准，因此，一个月后还没有消息。这时，中央又一次指示要迅速出狱。对此，狱中支部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分批出狱较为妥当。1936年9月上旬，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薄一波等9名同志第一批获释；1936年9月22日，赵林、冯乐进等21名同志也出了狱。就这样，前后有61名同志按照这一办法获释。为了减小目标，出狱后，大家首先分散活动，在街上行走彼此不说话，像不认识的一样。后来，他们逐渐都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接受了党的工作分配。

　　在这一系列秘密活动中，牛宝正始终是监狱内外的“第一联络人”，尽管他百倍谨慎、高度警惕，但终因时间过长、同政治犯的交往又过于频繁，最后受到了监狱当局的怀疑。1936年底的一天，国民党当局将牛宝正逮捕，加铐上镣投入监牢。当局在审讯他的过程中，软硬兼施，严刑逼供，要他吐露实情。牛宝正宁死不招供，当局气急败坏，准备判处他极刑。

　　在此危急关头，北平中共秘密组织及时对牛宝正展开营救，帮助他逃出了北平，然后，党组织又将其家属密护出城。此后，牛宝正一家和中共党组织中断了联系。

    一定要找到当年那个草岚子监狱的“功臣”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于1949年10月成立了新中国。安子文等当年那些草岚子监狱的“囚犯”，如今不少都成了新中国位高权重的元勋，他们没有忘记牛宝正曾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准备接其进京。然而，他们当时仅知牛宝正是山东籍，其他信息不明，经多方查询，仍毫无音信。于是，安子文他们只好一纸急电发往山东，请山东有关方面代为查询牛宝正的下落。

　　山东省接到中央的这一电报后，非常重视，立即展开了查找工作。幸好，一个原在山东渤海抗日根据地工作过的同志曾认识牛宝正，他向组织提供信息说，牛宝正是无棣县城关附近的人。于是，中共山东省委1950年4月又一纸公文下到了无棣县当时所属的中共垦利地委（今山东滨州市委）。

　　垦利地委立即安排专人携省委专函赶赴无棣县。时任中共无棣县委书记的张雨村看过省委来函后，指示由县委办公室主任赵延津负责办理此事，赵延津安排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学德具体负责此事。

　　张学德很快着手开始调查，他骑上一辆单车直奔城关，向正在区委参加会议的乡村基层干部们发布了“寻人启事”。

　　时隔不久，就有人向张学德反映：县城东关一个正在接受管制的人员名字就叫牛宝正。张学德心中一阵激动，立即赶赴城关公安分局。时任公安分局局长的张权温证实牛宝正是东关人，并介绍此人历史复杂，早年在本县干过警察队长，在外地当过国民党监狱的看守班长，现属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为了解更多的材料，张学德又查阅了敌伪档案，在繁杂的案卷中，未发现他同我党有任何关系的记载。

　　他是不是那个中央领导要急着查找的代号叫“OX”的牛宝正呢？张学德心生疑虑。

　　为了慎重起见，张学德以审查人员的名义，数次约谈牛宝正，重点了解他的“历史”。牛宝正“交代”说，他在北平国民党监狱当看守班长期间，曾帮助在押的中共秘密组织做过不少事，为此还差点被国民党当局枪毙。逃离北平后，他举家返回山东无棣原籍，以做小买卖度日。全国解放后，无棣县有关方面对他曾有功于革命的历史不甚了解，根据他干过国民党的警察队长和监狱看守班长的历史，将其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实行公安管制。

　　张学德将自己初步查访的情况报告给上级领导，领导指示，要进一步确认牛宝正的身份。

　　县委和公安部门经过对牛宝正邻居和家属的进一步查访以及有关档案的再次仔细核对，证实了牛宝正确有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任过看守班长的经历。当张学德等人向牛宝正提起安子文和刘澜涛等领导人名字时，牛宝正表示都不认识，他说只认识“徐子文、刘华甫”等人，并说出了“徐子文、刘华甫”等人的体貌特征。

　　当时在白区工作的很多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需要都有过化名，“徐子文、刘华甫”正是安子文和刘澜涛当时使用的化名，并且牛宝正提供的“徐子文、刘华甫”等人的体貌特征也基本符合实际。至此，牛宝正的身份终于被确定无误。

　　当张学德向牛宝正说起当年的“徐子文、刘华甫”等人现在已是新中国中央领导时，牛宝正惊喜异常，连说想不到。张学德接着宣布对他解除管制、并将按照中央安排立即护送他举家进京。牛宝正先是瞪大了眼睛，接着潸然泪下，感动得不知说什么为好，双手紧紧握住张学德等人的手臂连声道谢。

　　正当地、县正紧锣密鼓地准备送牛宝正一家赴京时，牛宝正却又不想赴京了。他说：“原因有三：一是对党无大功，受此厚待于心有愧；二是穷家难舍，乡土难离；三是独子不在（儿子外出搞水利），难进京。”张学德报告县委后，对牛宝正所提三点一一作了妥善安排，并决定采取分两步走的方法，本人先行，眷属随后。牛宝正这才同意，并立即作动身准备。

　　牛宝正到京后，受到刘澜涛、杨献珍等领导的分别接见，并被安置到北京公安局草岚子监狱做预审工作，享受干部行政十八级待遇，他的独子牛建中也被安排了一份满意工作。1954年11月，牛宝正因病医治无效，在京去世，享年68岁。寿终后，牛建中遵父遗嘱，扶柩返故里，殡葬于牛姓祖茔。（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