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公羊传》所谓“二名非礼也”、“《春秋》讥二名”的说法，尽管证据不足，但由于该书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环境里，影响较广（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学的），所以也会对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产生影响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综上所述，由于周秦西汉几千年间，崇尚单名的取名习俗，在东汉以后仍被承袭继续了下来，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与《公羊传》“二名非礼”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作用，这才造成了东汉以后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的社会风气。当然这一见解，是否合乎历史本相，见仁见智，尚冀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那么，为什么汉晋之间的单名会特别多呢？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乃是为了便于避讳。避讳起于西周时期，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他方法回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传•桓公六年》云：“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周代用避讳事奉神灵，人死之后，他的名字就必须避讳。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讳的文字并不多，尚未因避讳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所以复名在两周时期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辟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郑庄公名寤生，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
    进入秦汉特别是汉代就大不同了，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维护帝王唯我独尊的神圣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名邦，改“邦”为 “国”。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改“庆”为“贺”，于是姓庆的都改成为姓贺。
    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密，汉律已有触讳犯法的规定，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诏日：“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两晋朝廷曾多次讨论避讳，使讳制更趋复杂。东晋避后妃讳特多，并列入讳榜，令天下同讳，是一朝同制。
    由于秦汉以来讳制越来越密，这就势必产生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的种种混乱；甚至追改古书，如将《春秋》改为《阳秋》，《庄子》改为《严子》。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从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