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如此十万火急要案，北京市公安局岂能怠慢，当天便紧急上报彭真、罗瑞卿和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冯基平（原中共辽阳县委书记、与李兆麟同为辽阳第24路义勇军主要领导人），遵照彭真、罗瑞卿、冯基平的指示，成立了专案组，严密查询“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

　　“了明禅师”真名雷恒成，化名赵志安，系清王朝远房皇亲。清末留学日本，学习警察技术，于宣统元年即1909年被清廷赐予警察兵科举人，供职于京师警察厅。1912年2月29日夜至3月2日，袁世凯为对抗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要他南下就职的邀请，守卫北方军阀老巢，一手策划了北京兵变，以制造“北方不稳”的假象，雷恒成奉袁之命，先是派警察参加兵变，参与焚掠北京东城、西城和北城，后又以“维护秩序”为名，屠杀北京市民，掩盖事实真相，连事实上已成为袁世凯传声筒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亲眼目睹惨状后，也不得不承认：“警察不过是脱掉制服同当兵的混在一起。这一切都是预先商量好的……整个骚乱中最令人痛心的是：没有一个士兵受到惩办。可能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有些贫苦年迈的苦力，还有些妇女因为在被大兵毁掉的建筑物上废墟上捡走些小木块或小铁片，就惨遭斫头”（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这次兵变中，北京居民遭受生命财产损失者数以千计。

　　此后，雷恒成在历届北洋政府中一直供职于警界，1927年4月6日，时任“安国军总司令部”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的雷恒成，和吴郁文一起，各率部下直接执行了“四六”大逮捕，此后雷恒成又对被捕人员进行了残酷刑讯。“东北易帜”后，雷恒成担任东北军宪兵司令部侦缉处长，曾于1930年4月12日参与破坏中共满洲省委，并在审讯中再次对赵尚志等被捕人员使用毒刑，受到赵尚志的严词痛斥。因其性情残暴、刑罚严苛，故有“雷锤子”之称。“九一八”后，雷恒成随东北军警撤退到北平，不久叛国投敌，追随殷汝耕组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七七”后因汉奸罪被国民党第29军逮捕并判处死刑，执行前脱逃。华北沦陷后，雷恒成又追随王克敏、王揖唐等大汉奸，投靠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河北、山东等地历充专员、道尹等伪职，最多时曾管辖22个县，双手沾满人民鲜血。抗战胜利后，雷恒成化名“了明禅师”，一度隐匿于北京，后又逃往南方。

    经过公安人员严密搜寻，雷恒成这个民族败类、人民公敌终于在上海落入法网。1952年10月20日，雷恒成在审讯时供认：“当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头子，是著名的‘南陈北李’（即陈独秀和李大钊——引者注）……李大钊的小号勃朗宁手枪被我留用了”。讯证明确后，华东公安部在处理意见中指出：“查雷犯恒成系大汉奸，又确系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等十余同志（原文如此——引者注）主谋之一”，建议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于同年12月17日经部长许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审阅批准。1953年4月26日，“一声正义的枪声，使这个血债累累的大汉奸、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刽子手，有了应得的下场”。

　　杀害李大钊的另一大刽子手王振南也受到了人民的审判。王系浙江绍兴人，自北洋军阀至蒋介石政府，一直效力于旧司法界。曾任“京师审判厅”刑庭推事（当时对法官的称呼）。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司法部第一任副部长汪祖泽（汪精卫长兄汪兆镛长子，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斥之为“热心利禄，不明正义”。在审判李大钊案中，他秉承奉系军阀“务须从重法办，不可放松”的密令，同何丰林、颜文海一起，主持杀害李大钊等革命烈士。后在蒋介石政权中任“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因杀害李大钊有“功”。极受新主子赏识，据汪祖泽记述：“王即擢任此缺，虽是荐任职（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官职级别，分简任、荐任、特任、兼任、委任5级——引者注），但因该法院设在租界，生活程度较高，除支付荐任最高级月薪四百元，另给特别办公费四百元，虽简任官亦无如此待遇优厚，藉此为处死李大钊之报酬。王振南向任推事何以忽转任检察官，其中显有特别原因，且此缺如此优厚，人多觐觎。数年后，罗文干任南京司法部长，郑天锡任次长，闻有觐觎上海特区此缺，求于郑次长，郑答以王振南为蒋委员长之人，不能任便更动。足见王振南之得此优缺，实因仰承上峰意旨杀害李大钊所致”。证以冯玉祥“第一次国民政府委员开会，提案的人是谭延闿，提案是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增加到每月八百元……结果，西北五省的旱灾是没有人过问，国民政府委员的薪金还是偷偷地按八百元发的，你看可恨不可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记述，王振南月薪竟与国民政府委员同等，其受宠程度可想而知。

　　新中国成立后，王振南潜伏上海6年之久，1955年12月终被缉获归案。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判王振南死刑，立即执行。在龙华24烈士就义之地，多行不义的王振南落得了可耻的下场。

　　在杀害李大钊的其他刽子手中，何丰林早在1922年担任上海护军使时，即“纵令警察压迫丝厂女工及浦东纱厂的工人，仰承租界意旨，无故监禁帮忙邮差罢工的李启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李启汉是中国工人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牺牲）。1937年华北沦陷时充当汉奸，参与组建伪“临时政府”并任武官长，1939年病死于北京。

　　颜文海以后曾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处长，是1931年6月25日河北省委大破坏的主凶之一，参与逮捕审讯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刘澜涛等。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记述：“当时军法处处长叫颜文海，外号活阎王。此人是‘红胡子’出身，据说还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属奉系军阀里的元老派”。1937年华北沦陷时充当汉奸，在华北伪政权中任职，抗战胜利后潜逃失踪。陈兴亚曾参与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搜查苏联大使馆的策划，是“四六” 大逮捕的现场最高指挥官和1930年4月12日破坏中共满洲省委的主凶之一，并于1928年2月逮捕杀害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觉悟社”创始人之一、周恩来“五四”时期在天津的最亲密战友马骏（回族）。后任东北军宪兵司令，抗战胜利后隐居上海。关于他的结局说法不一，一说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畏罪自杀，二说上海解放时惊惧过度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三说上海解放后逃往台湾，20世纪50年代因家庭纠纷自杀身亡。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李大钊等无数革命先烈，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贡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缅怀，激励着一代代后人为“青春的中国”、“赤旗的世界”奋发有为。而杀害他们的刽子手们，纵然逃脱了人民正义的复仇之剑，也注定要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经受千秋万代的口诛笔伐。（作者：尚金州，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