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号机密”背后的故事
2013年01月14日
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中，它们习惯上被称作“中央文库”，两万余件档案，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22年中，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3人为之付出了生命。
中央文库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照片
“张老太爷”是第一位保管人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时任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瞿秋白受命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在草案最后，瞿秋白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张唯一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只因办事沉稳才赢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到1930年底，文库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当时同样的文件共有3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一份经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历险。
1931年4月，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文库岌岌可危。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中共地下党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携带文件转移。张唯一连夜将20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自己家中，中央文库躲过一劫。
但中央特科负责保管的档案此时处在暴露边缘。周恩来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最终确认，中央特科的这批档案已被彻底烧毁，总算未落入敌手。经此一险，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典当度日守护中央文库
不久，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陈为人是老党员，曾两次被捕受尽严刑，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后经组织救出，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他和妻子韩慧英是从假扮夫妻作掩护而最终走到一起的革命伴侣。韩慧英也是老党员。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至自己家中——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他将第三层改为阁楼，靠里墙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陈家无论春夏秋冬，阁楼上总有一个不熄的火炉。领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时，夫妻俩就曾立誓：“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进入20世纪30年代，党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到敌人破坏。在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档案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甚至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白俄老妇人的楼上。老太婆的儿子是个巡捕，成天张牙舞爪地满街乱抓共产党，却不知他家楼上就住着真正的共产党。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妻子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陈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可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亲人，而是如何安全火速地转移文库。
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可要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实在不易，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铺保。一时之间，陈为人既不便找党内同志，也不能找外人。他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合兴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但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当时，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掉联系，断了经费来源，自己早已衣食无着，饥一顿饱一顿。但他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不顾一切地租了下来。
本来一家人生活就很清贫，现在他要孤身保管地下文库，还要抚养3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文库的安危，又不能出去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陈为人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后，他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又把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之久。
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通过一位地下党员，韩慧英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陈为人和徐强约定在一家饭店接头。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陈为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大为减轻。也许是终于放下了心头重担，他的生命之火，在使命完成之时，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徐强在第一次接头时就发现陈为人沉疴日久，安全转交文库后，党组织安排陈为人住院。可是没多久，他就回家了，理由是怕引起怀疑。知道真正原因的只有徐强和李云夫妇。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李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忆起陈为人：“党组织让他住院，他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能找医生去他家里治，最后还是没治好。”1937年3月13日晚，陈为人重症病发，年仅38岁的陈为人在守护中央文库4年后与世长辞。这个使命，继续在其他人手中传递着。
交通员牺牲生命严守秘密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中共上海地下情报系统的徐强和李云保管。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工作者周天宝。周天宝只与徐强单线联系，身份极其隐蔽。此外，周天宝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员，在大上海是一位头面人物。当时在法租界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楼都是他姨父的私产。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二楼。法租界成了中共“一号机密”的绝好藏身地。即便日本侵略者，对租界内的这些旧上海上层也有所忌惮。中央文库“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日军统治下的上海安然无恙。
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李云奉调延安。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随即迁址。1940年秋，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人。1942年的一个夏夜，吴成方忽然赶到缪谷稔家，带来一个坏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小郑名叫郑文道，他知道文库保管人的联络方式，危险陡然而至。可就在缪谷稔准备转移之时，吴成方又给他传来了危险解除的“好消息”，只是这是用生命换来的。郑文道被捕后，从押运囚车上跳车自杀未果，被抢救过来。到了日本宪兵队，他趁敌不备又跳楼自杀，用生命的代价严守了党的秘密。不久，缪谷稔因肺病病倒，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卸下重担的缪谷稔，撤出上海，返回江苏老家休养，却一病不起。继陈为人之后，缪谷稔成了为保护中央文库耗尽心血的第二位地下工作者，逝世时年仅39岁。
一家人扮小贩转移文件
1942年夏，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时候只有23岁。他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如何把2万多件、20多箱文件从新闸路的缪谷稔家安全运出来？陈来生动员父亲和弟弟、妹妹，一家人扮作走街串巷“跑单帮”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暗藏文件、资料，跟着那些真正的小商贩越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经过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到新库址。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周恩来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库，派代表团成员刘少文亲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刘少文带来了两只航空皮箱，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但不久大规模内战开始，中央文库的转移计划只得暂时停止。
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初，陈来生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来源：合肥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