谴责美国“巩固日本”的企图

    7月9日晚饭过后，周恩来和基辛格再次返回谈判桌，双方就世界局势和东亚格局问题进行会谈。针对尼克松于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说中关于中国在未来将同美、欧、苏、日成为世界五个“强大的超级经济力量”的论断，周恩来首先拒绝了“超级大国”的称号：“我们的国家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是相对不发达。所以，目前我们只能表达意见。但是，毛主席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我们绝不做超级大国。我们努力奋斗的（国际秩序），是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接着说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真正实现国际局势的缓和，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彼此。这并不容易实现。”这是因为美国在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支那以及泰国、台湾，都驻有军队。“如果我们不讨论这些问题，怎么可能平等地相处呢？”他随即将话题转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驻军问题，试图借美国缓和对华关系的势头与美国从印支地区撤军的契机，迫使尼克松政府逐步实现从东亚地区撤军。（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89—390.）

    基辛格解释说，美国“插手世界”的状况是历史造成的，是尼克松的前任总统们留下的烂摊子。而“尼克松主义”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形成这样一种原则，即对远离美国的那些国家的防御，不应该成为美国的主要责任。这些防御首先应是他们自己的事务，其次是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责任。只有在超级大国威胁要建立霸权、并且该地区国家自身无力抵抗的时候，美国才应当干预。”（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392—393.）

    那么，美国在从东亚抽身时，是否会扶植其东亚盟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呢？这才是周恩来的担忧：二战结束后，美国为日本提供防御保障，使得日本在压缩军费开支的同时，能够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实力迅速壮大。但是，“如果你们现在从远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你们的目的必然是巩固日本，使它成为你们在远东控制亚洲国家的先锋队。我们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谴责你们”。（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390.）

    关于美国从东亚撤军以及日本威胁的问题，基辛格也是有备而来。利用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威胁的担忧，强调美国在亚洲驻军的必要性，是基辛格行前尼克松叮嘱基辛格的策略之一：“要清楚地向中国人强调日本未来发展的威胁性。要让中国人意识到，许多国家都很关心亚洲局势，特别是在美国撤出后日本的角色。就日本而言，很明显，他们拥有迅速重建军事实力的能力、资源和知识。美国的完全撤军或在这一地区错用武力，都会重新点燃日本的好战性，给我们所有人带来极大的危险。”（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55.）这自然成为基辛格面对周恩来要求美国从东亚撤军的辩解之词：“我们同日本的防御关系，可以使日本不实行侵略政策。如果日本觉得被美国抛弃，发展自己的军工业，或者如果制造核武器——这对他们来说很简单——那么我认为，您所表达的担忧确实有必要。”（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394.）由于已近夜深，周恩来并没有在日本问题上继续深究下去。

    周恩来与基辛格在北京的第一次会谈，持续了将近7个小时。晚11时20分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等人连夜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当周恩来讲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表示：“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当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指示：“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2页。）接下来的会谈，中方正是按照毛泽东这番指示，继续展开的。

    美方承诺“只要在我们能够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内，我们将反对它这么做”

    7月10日至11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又进行了三次会谈。7月10日下午的会谈中，周恩来首先针对前一天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两步走”策略指出：台湾问题的解决，不能将军事方面的撤军同台湾的政治地位及归属问题分开，军事与政治两方面应同时、同步。若要实现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政府需要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以下表态：

    它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它必须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经归还中国。

    正如你昨天所说，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并且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

    此外，你昨天已经明确指出，你们的国务院发言人不再重复他所说的台湾地位未定。

    周恩来接着质问道：“如果这些问题不在贵国总统访华期间得到解决，那么他访问的成果是什么呢？”不等基辛格回答，他便坚定地说：“如果总统的访问已经决定并得到确认，就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他重申：“当然，我们并不将此作为总统访华的前提，但是……如果这些问题被搁置，那么存在于我们双方的紧张关系将会持续下去。”（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 401.）

    在前一天的会谈中，基辛格将台湾问题分为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并且把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责任推到中方。而周恩来的这一表态，是对美方试图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诱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让步的反击，表明中方不害怕中美关系再次陷入紧张僵化的状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着重向基辛格谈了中国关于世界大乱的看法，又击中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以“苏联威胁”迫使中国领导人就范策略的要害：

    过去25年的历史中，火药桶到处爆炸。按照我们的哲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昨天的会谈，大多是外交辞令。今天，我想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中国最差的打算，就是再次被瓜分。你们可能会合起伙来，苏联占领整个黄河以北，你们占领整个长江以南，两河之间的东部留给日本。

    “如果发生这样的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准备怎么办呢？”周恩来自问自

    答：我们将会准备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通过长期的战斗，夺取最终的胜利。……我们将以此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下一代，并且确保胜利之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真正发展起来。

    他还举毛泽东1959年阔别32年后回家乡韶山时所写“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词，来说明中国人为巩固新中国随时准备作出更大牺牲。（FRUS， 1969—1976，Volume XVII，pp 403—404.）

    接着，针对前一天的会谈中美方提出要将从台湾撤军同越战进展相“挂钩”的策略，周恩来尖锐地指出：这是美国的“拖延”战略，想“走一步看一步”。而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在你解决问题之前，把它搞得如此复杂，以至于无力阻止事情的发生”。他更加具体地说：如果美国还没有决定采取哪些政策、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计划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而是走一步看一步，那么结果很可能使日本势力插手台湾。“这是因为，一旦美国先从台湾撤出部分军队，再观望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那么蒋介石就会明白你们在做什么，就要另寻他途了。……如果他觉得美国靠不住，他就会找日本，而日本自己也想卷进台湾，并且已经认为台湾在它的安全范围之内。”因此，周恩来坚定指出：“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联系，还同其他所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相联系。如果你们的总统要来中国却对这个问题不表明一个清楚的态度，那么这会给世界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在我看来，这是难以想象的。”（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05—406.）

    在周恩来的施压下，基辛格不得不对中方在台湾问题上所提五点要求表明态度。中方的五点要求是：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三、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四、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五、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基辛格表示：“其中四点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并且保证尼克松在访华时会向毛泽东重申：“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不支持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不支持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而“台湾属于中国”一条，基辛格认为其他三点满足之后，这一点自然就实现了。“因此，只有一点，我们要等到大选之后，这就是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11—412.）

    随后在周恩来的追问下，基辛格再次重申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我们不会给予任何支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们不能为没有美国参与、没有美国支持的事情负责，因此，我们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它。我重申，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美国支持它的情报，请告诉我，我会立即制止。”（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15.）不仅如此，基辛格还表示，尼克松政府不仅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而且绝不会支持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大陆的进攻。（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33.）

    对于基辛格在第一天会谈中提出的美国在日驻军可以防止日本重整军备、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论点，周恩来的回应“严厉而精准”，目的也是要迫使美方明确表达政策态度。他指出，在中方看来，“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兴”，而始作俑者便是美国：“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受到你们两国在1969年声明的鼓励和支持。”“日本第四防御计划的总开支，是前三个计划的1.5倍。第四个计划超过160亿美元，而前三项计划只100亿多一点。”而第四防御计划远远超过了日本自身的防务需求。按照目前日本的经济实力，日本可能不需要五年就能完成这项计划。（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06—407.）对此，基辛格承认，日本拥有自我防御的能力。他承诺：“我们不会鼓励、并且事实上我们反对日本的军事扩张。”（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422.）

    在7月11日基辛格临行前的会谈中，周恩来又再次提到了台湾问题。在前两天中方提出的五点要求之外，又提出两点：第一，中美建交时，美国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必须废除；第二，针对日本，美国需承诺，美军撤离台湾之前，不让日本军队进驻台湾；控制日本不参与“台湾独立运动”。对于第一点，基辛格表示，美国政府非常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对于美台“废约”的要求，在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中国政府坚持的中美建交的必要前提。而对于日本，基辛格承诺：“只要在我们能够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内，我们将反对它这么做。”（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pp446—447.）

    结语

    在基辛格来华之前，尼克松和基辛格定制了一整套谈判策略。他们认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抗衡苏联威胁的迫切之需，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将呈现灵活姿态。那么，华盛顿就可以通过增加北京对于苏联威胁和日本在东亚发展趋势及“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以实现三方面的目的：其一，利用北京对苏联威胁的担忧，促使北京同意暂时搁置台湾问题或做出妥协。其二，将台湾问题分为从台湾撤军和从政治上承认“一个中国”两步走，在军事方面，将美国从台湾撤军同结束越战相“挂钩”，迫使中国人为缓和中美关系并解决美军驻台问题，向北越领导人施加与美停战和谈压力；在政治方面，将“一个中国”的政治表态推延至讨论中美建交时再解决，迫使中方进一步主动缓和中美政治关系。其三，利用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强调美军驻台的必要性，延迟从台湾撤军。（Department of State， U.S. Strategy in Current Sino-U.S. Talks， Secret， Strategy Paper， January 21， 1970. DNSA， Item Number： CH00120， pp7—8；Memorandumfor the President's File， Subjec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Dr. Kissinger and General Haig， Thursday， July 1， Oval Office， Washington， July 1， 1971，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p354—357.）

    然而，中国领导人在谈判桌上一一打破了美方的谈判策略。周恩来先发制人地提出“互惠”的谈判原则，这就戳破了以“和平”、“平等”等措词伪饰其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的基辛格的“道德”外衣，为解决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也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订立了基本的原则。按照互惠的原则，周恩来巧妙地利用尼克松访华的希望，尽管并不为尼克松的访华铺设任何前提条件，但提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之一应当是中美双方就解决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方案。这就使美方设计的分军事和政治两步走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破产，并将缓和双边关系的责任分担给美方。

    关于与苏联和日本的关系，与基辛格的料想完全不同，中国领导人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并没有表示出担忧，更没有乞求美国援助之意。周恩来更为关心的是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向及其对台湾的意图。按照毛泽东有关“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指示，中国领导人向基辛格展现了中国人不怕牺牲、不怕恫吓、不怕侵略的勇气和立场，从而反制美方承诺将压制日本觊觎台湾的野心。〔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张静，女，中共中央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