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闹“红大”，惊动刘伯承】
其实，对于脾气暴烈、强悍的余天云，就是张国焘也不免发憷。在重用他的同时，张国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防范和限制他。至于红四方面军的其他领导，对他也是爱恨交集。然而，这样的局面，更激发了余天云的不满。
1935年9月，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大会上，总政委陈昌浩特意表扬了何畏军长的红9军，这让余天云非常不爽（余已于1935年7月任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编者注），联想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后，政令与此前不相一致，部队更加难带，余不免牢骚满腹，情不能已，便破口大骂。在座的张国焘本能地警觉起来，以为这是余天云反对自己南下，于是借着总指挥徐向前此前在清江渡会议上批评余天云随意打死号兵和挑夫等事，当场宣布撤销余天云军长一职。不久，又将他调赴红军大学“学习”。当然，为了安抚他，又给了他一个高级指挥科科长的职务。
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学员多为部队中的营团级军官，由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担任校长（但未到职），原红9军军长何畏任政委（后为校长），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因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而被贬来任总教官。作为学员的余天云本来就一肚子气，加之何畏和自己同样是个军长，两人关系本就不好，此时却要受他的领导，余便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时不时地发脾气。有一次，余天云受了何畏的批评，气愤之余，当晚就把自己手下的几个亲信（师长、团长）叫来喝酒发泄，几个人凑在一起，越说越气。余仗着酒劲，嚷着要打何畏，何畏竟吓得四处躲藏，狼狈之极。
这倒罢了，余天云还在学校不寻常地摆谱。按照当时红四方面军的规定，在作战行动中，师级干部可以配备炊事员、饲养员、勤务兵各一人，警卫员两人，随带牲口两匹；军级干部，则在此基础上可多加一匹牲口，多一名警卫员、一名文书。余天云此时在“红大”的高级指挥科，说起来只有30来个学员，实际人数却多达100多人，宿营时往往要一个村子才能安顿下来，原因就是余天云仍旧显摆他军长的架子，除了带着军长原来配备的人马外，还随身带着一个机枪排作为卫队。当他去听课时，这支卫队就在临时教室旁放哨警戒，可谓霸气十足。余天云本来就看不起知识分子，上课时常拿教员出气，特别对来自红一方面军的教员（如郭天民、彭绍辉等），他故意找碴，不给好脸色。据赖光勋（少将，曾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回忆：刘伯承上任校长时带他去红军大学当测绘教员，有一次，他正在高级系上课不久，余不耐烦地喊道：“上课的内容不少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大家去休息吧。”说完，带头扬长而去。郭天民(上将)也回忆说：有一天，他去授课，余挑衅地问道：“郭教员，你今天讲什么内容？”郭天民说：“防空。”余不屑地说：“这个不用你废话，我们都认识飞机，不过如此而已。我们红四方面军官兵不像你们红一方面军怕死（意指红四方面军不需防空而能直接作战）！”郭天民闻之，只好拂袖而去。
“红大”有这样一个“刺儿头”，搅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然而余天云偏偏碰上了一位不憷他的“独眼龙”校长。众所周知，刘伯承是非常严谨也非常有原则性的，当然，众人所以服他，还在于他是红军中罕有的具有丰富军事理论与实战经验的指挥员和领导人。不久，刘伯承和余天云的正面冲突发生了。当时彭绍辉（上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课，而彭也是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时被派到红30军任军参谋长的，当时余已调至红31军去了，此时作为学员的余天云借故发难，竟在课堂上冷嘲热讽说：“一个被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劳什子的军事理论，打胜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别人畏惧他三分，不做声，他却更加横了起来，让一帮子警卫人员呼啦啦地冲进课堂，最终惊动了刘伯承。刘前来出面制止，而余不识相，又说了许多夹枪带棒的话。这下刘伯承真的生气了，他大喝一声，当场让人下了余天云及其警卫员的枪。
关于余天云大闹“红大”，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在红军学校，刘伯承是总教官，在教学中的核心理念是正规战术思想，于是“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余天云）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此被判处短期禁闭”。
【蹈水悲剧发生之后】
余天云大闹“红大”后，刘伯承从其傲慢、跋扈的行为里感到革命队伍中流氓无产者习气的嚣张，特别在红四方面军干部身上，更为严重。他认为应对此展开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党性教育。刘伯承同时感到：发生在余天云身上的问题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张国焘任人唯亲和搞愚民政策的恶果，是“张国焘路线”的体现，于是决定拿余天云这个典型开刀，遂撰写了一篇文章《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发表在1935年12月16日红四方面军的《红炉》第1期。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当然，这也让余天云耿耿于怀，在他看来，刘伯承在政治上并不“可靠”，是被张国焘发配到这里来的，因此不把刘伯承放在眼里，竟公然掏出枪，气势汹汹地要和刘伯承拼命，并不断谩骂。这时，就是同一部队的何畏也看不下去了，出面制止，而余竟不服，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结果惹得刘伯承大怒，愤然表示：学校“不处分此人，决不再上课”。张国焘闻讯急忙赶到学校，召集全校讲话，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余天云，又“挥泪斩马谡”，命令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并当众命令警卫员缴了他的武器，随即关进禁闭室反省。
事发之后，余天云情绪十分消沉。不料雪上加霜，同他的坏脾气差不多的妻子刘伯新（安徽六安人，穷人出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团长），过草地时见其下属饥饿难耐，捕杀了藏民的一头牦牛，结果藏民上告到张国焘那里，张执行军法，枪毙了刘伯新。此事传来，余天云万念俱灰。还有人说，何畏对余天云的死也要负一定责任，在余失势时，何视余为犯人，行军时强令余背米。余难以接受，以行动相对抗，故意制造麻烦，让他走他不走，让他骑马他不骑，还一路叫嚷:“何畏当政委，凭什么我就当学员?”战士们没有办法，只好用担架强行抬着他走。
就这样，1936年4月，当部队行至激流边的铁索桥时，余天云也被战士们抬着走到了桥心。突然，余天云大骂了一声：“去他娘的！”一个翻身，赌气跳到江水里。
此时，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只有30岁。据说毛泽东闻之曰:“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余天云蹈水后，尸体被打捞上来，安葬时张国焘讲了话。他首先痛悼余天云的死，并褒扬其过去的战功，称其多次负伤，不惜以个人的牺牲为革命争取胜利。随后张国焘又强调：“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应该说，张国焘的这番话还是中肯的。张后来也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然而西路军失败之后，特别是张国焘叛变后，有人认为余天云的死是由于张国焘的迫害，这则是不实之词了。
1945年中共七大，余天云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余天云的悲剧已渐被遗忘，但党如何培育、管理自己的干部，如何让他们克服缺陷、避免错误，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特长及多作贡献，是今日仍需思考的话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 作者：散木 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