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喜欢读《史记》，偶尔也翻一翻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这是太史公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他在信中把他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以后的心境、志向，说得情理交织、曲折婉转，至今读来，仍能催人泪下，而又令人肃然起敬。在那个时代，像宫廷太监一样地受了腐刑，乃是人生的奇耻大辱，司马迁也曾一度萌生轻生的念头，但最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因为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尚未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事业，就是这部留传了两千年，今后还将继续留传下去的《史记》。
    这位赢得后人尊重的太史公向任少卿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在这里列举了许多古圣先贤身处逆境之所为，反复说明他自己为什么要撰述《史记》：由于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而郁结于心，所以想总结历史经验，以警醒后人。司马迁达到了他所预期的目的。他那“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的《史记》，留给千秋百代人的启迪与教育，实在难以估量。
    当然，愤与愤也不尽相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此平民百姓对地主豪门愤也；“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此爱国者对异族侵略之愤也；“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此久别之愤也……所有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愤”，经过风格迥异的艺术处理，都转化为锦绣文章。而当我们每读到《为了忘却的纪念》的结尾部分，便会感到鲁迅先生的忧愤更为深广。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篇篇和旧世界永不妥协的战斗檄文，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那股千秋凛然的正气。
    以上所谈，可以叫做发愤文学，也是最足以表现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文学。这种文学至今不衰，诸如“文革”时期的悲剧，改革路上的艰难，边疆自卫的战斗，道德风尚的褒与贬，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形成文学的主流。（据梧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