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代科举改革与经学的致用学风
北宋初年，科举多以辞赋取士，“庆历新政”的发起者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批评说:“(科举)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他建议，凡各州郡有学校处，“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具体考试方法，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如此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9］(卷143)。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规定科举考试罢帖经、墨义，而先试策、次试论、再试诗赋;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这样，科考重点便集中于治国安邦之策和儒家经典上面。
宋初的科举改革，对士子们学习和研究儒家典籍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有助于鼓励士子积极思考、深入理解经义的内容，促使章句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变。庆历科举改革后，“义理之学”遂成为经生们的一致追求，他们普遍注重通经致用，经学的发展获得了勃勃生机。陆游曾言:“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10］(卷8)遗憾的是，庆历新政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科举考试不到一年又恢复了以前先诗赋后策论的老办法。
王安石主政时，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云:士人从以诗赋取士中“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11］(P407)。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根据王安石的建议，朝廷颁布科举新制，规定:“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礼部五道。”［9］(卷220)熙宁五年，第一场改为试本经大义五道，第二场改为试兼经(即《论语》、《孟子》)大义各三道。元丰四年(1081)，解试加试律义一道，省试二道。所谓“大义”，就是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最后断以己意。宋代的大义范文保存至今者甚少，《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载有王安石的“经义式”，收录了《里仁为美》、《五十以学易》、《参也鲁》、《浴乎沂》、《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等6篇大义。《苏轼文集》中也保留了数篇大义，兹举颇具代表性的《三传义》一篇如下:
问鲁作丘甲(成元年)
对:先王之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为，不强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优游而乐易。周之盛时，其所以赋取于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劳，而上不阙用。及其衰也，诸侯恣行，其所以赋取于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罚随之，故其民至于穷而无告。夫民之为农，而责之以工也，是犹居山者而责之以舟楫也。鲁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讥焉。《谷梁传》曰:“古者农工各有职。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预以为古者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鲁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后为甸，鲁虽重敛，安至于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赋，曰二吾犹不足，而夫子讥其残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变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讥也。故书作三军、舍中军、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者，皆所以讥政令之所由变也。而《谷梁》、杜氏之说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归之正哉!故愚曰:《谷梁》之说是。谨对。［12］(P187－188)
以大义试经术，对于封建国家造就和选择通经致用的人才，无疑是有好处的;对于学者，也不为无补。王安石在熙宁、元丰之际还整顿太学，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等，以考试成绩和平时的学业品行作为升舍、应举和授官的依据。外舍生公试成绩合格者升入内舍，内舍生公试成绩合格者升入上舍，上舍生公试成绩最优者可直接授官。外舍生一年一公试，内舍生和上舍生两年一公试。同时规定王安石等编写的《三经新义》(即《诗义》、《书义》、《周官义》)为必读课本即考试的主要内容和依据。这样就把养才、取才统一于学校，把科考内容和教学内容统一于经义，突出了经学的正统地位，对宋代经世致用学风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明清八股文对经学的影响
明代，朱元璋因袭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并大体上确立了以八股文为主要形式。《明史·选举志二》云:“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明成祖永乐年间，朝廷颁布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的命题范围和标准答案。自明宪宗成化以后，经义考试完全演变114成为八股文。八股文又称八比文、制义、制艺、时文等，规定考生必须按照四书五经及官方指定的注疏，只能代圣贤立言，不准发挥己意。同时，八股文有严格而固定的格式。比如说，开头必须先“破题”，即几句话点破题目要义。然后是“承题”，即承接破题，进一步说明题意。接下来是“起讲”，即用圣贤的口气进行议论，进一步发挥题意。继而是“入题”，用一两句或三四句过渡性的文字，将文章引入正题。然后是“起股”，用数句对偶排比文字，提起全篇之势，以总论、虚说为主。接着又须“出题”，用一两句或三四句散句将题目点出。然后进入“中股”，要尽量阐发题目的意蕴。“中股”下面是“后股”，以发挥中股未尽之意。最后是“束股”，进一步加以收束，总括全篇。清代的乡试、会试都要考八股文，并要求以程朱理学为论说的理论根据。顺治年间规定:“《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13］(《选举志三》)后来又颁布了《钦定四书文》、《御纂四经》、《钦定三礼》等作为八股文写作的规范，并规定:“首场制艺以《钦定四书文》为准，其轻僻怪诞之文不得取录”;“经文以遵奉《御纂四经》、《钦定三礼》，及用传注为合旨，其有私心自用与泥俗下讲章，一无禀承者不录”;“对策内不许援引本朝臣子人品学问，违者不录”［14］(卷17)。明清八股取士的制度确立之后，各级各类学校开设的课程都是以经义、制义、学写八股为主，经生们大部分时间在家中自修，目标是届时参加科举考试。
把经义纳入套路化的八股，势必扼杀经生们的自由思考能力，使其思维僵化。这样一来，科举考试完全成为一种形式化、标准化的记忆力测验、文字技巧测验乃至书法测验，并成为谋取官禄富贵的门径。而且八股文是专为考试所用的特殊文体，在科场之外百无一用，其内容与社会现实毫不相干，空疏迂远。这或许也正是明清统治者自觉不自觉的目标追求———把经生的思想统一于某种范式之中，达到有利于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明清两代，市场上非常流行供考生摹仿的坊刻时文，考生都热衷于读八股范文，四书五经原著反而无人阅读和钻研。更有甚者，到了清代，书坊居然公开出售所谓“巾箱本小字版”的范文样本，供考生作弊之用。顾炎武谓“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15］(卷16)，道出了八股对经学的损害。梁启超也沉痛地指出，四书五经在科举中仅为“考试之题目耳，制艺之取材耳，于经无与也，于教无与也;其有通人志士，或笺注校勘，效忠于许、郑，或束身自爱，归命于程、朱，然于古人之微言大义，……盖寡能留意”［16］(P24);又说:“以今日帖括家之所谓经，与考据家之所谓经，虽圣人复起，不能谓其非无用也，则恶能禁人之不轻薄之而遗弃之也!故准此不变，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将绝于天壤，此则可为痛哭者也”［16］(P25)。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内容离不开经学，经学贯穿于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全过程。通过科举制，经学的经世致用得到制度层面上的落实，经生在进入统治阶层之前必须饱读《诗》、《书》，并在经解上符合最高统治者的需要及意图。这样一来，士子欲进学，下层子弟欲向上层流动，都不能不接受传统经学思维方式，不能不在试卷上发挥经义，为治国安邦、匡时济俗而献计献策，或者借圣贤之口表达对封建王权的忠诚以及对经学学统的心悦诚服。从这个意义上讲，科举制度颇有助于经学的延续;从另一方面讲，科举制度的目的指向、考试形式及内容渐趋逼仄固陋，不利于士子从经学原典中汲取思想精华，对经学的发展亦有明显的阻滞作用。（来源：《理论学刊》2012年第5期 作者：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边家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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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应麟．困学纪闻［M］．四部丛刊本．
［11］王安石全集:上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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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顾炎武．日知录［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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