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公章随身带，法律文书随意造

　　据广州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副局长刘氢介绍，李振刚团伙高利贷勒索之所以能得逞，除了暴力胁迫，还有来自于背后两股力量：一是原茂名市茂港区法院院长严得、原茂港区法院民庭庭长何铭杰等人，二是原茂名市茂港区政法委书记、茂港区公安局局长杨强等人。李振刚团伙诱使商人借高利贷，以暴力强迫签订“借据”之后，对不能还钱者，由严得等“法官”制作虚假借贷合同以及起诉、调解协议书，对商人财产实施“强制执行”；对“拒不执行”的受害人，由当地公安局组织干警实施抓捕、关押，造成许多被害人债台高筑，无家可归。

　　王振平说，“借据”在手，李振刚便把他约到广州某酒店见面。在暴力和权力双重胁迫之下，他不得不交出了名下资产清单。“第二天，我承包的几个工程项目就被茂港区法院查封了，加起来有上亿元资产。”王振平说。 在建项目查封、业务停顿，王振平陆续还给李振刚４００多万元后，实在拿不出钱了。到２００８年，高利贷利滚利变成了２０４８万元。

　　广州市检察院关于此案的起诉书称，当王振平因走投无路躲到外省之后，严得又出面“裁定”王振平“有执行能力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茂港区公安局长杨强安排民警前往外省把王振平“抓捕归案”。

　　如此荒诞的“司法”、“执法”，被害人怎会毫不反抗，从不申诉？王振平说：“他们吃定了我们不敢抵抗，不敢告！他们抓准了生意人两个‘死穴’，一是怕自己和家人受到人身伤害，二是怕暴露企业资金困难。自己企业的麻烦曝光了，各路债主一起涌来，就彻底垮了。”

　　进了看守所，该曝光的都曝光了，反而没什么好怕的了。王振平说：“在看守所，我研究了法律，我知道他们定不了我的罪。他们这样以侦查的名义羁押我，最多不能超过一年。所以，我坚决不签名。因为，一签名，假案就变成了真案了。”

　　“结果，我竟被连续“侦查”三次，关押了１０个月零４天。”王振平说。等他走出看守所才发现：家里的７套房产已被拍卖了。

    “入股”瓜分非法暴利助推腐败之风

　　起诉书称，遭遇王振平式“强制执行”的还有多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２０００万元的就有三起。李振刚“借款”月息，从１５％－３０％不等。王振平说：“最后被公安查出来、立了案的，多是像我这样被搞破了产了。还有很多被敲诈了几百万、千把万的，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了。他们不敢声张，不敢告，就当事情没发生一样。”

　　而直接参与非法暴利的瓜分，为腐败官员滥用权力提供了动力。广州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副局长刘氢说，早在２００１年，李振刚就涉嫌绑架罪、伤害罪被茂名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但时任公安局专案组资料组组长的李永才，在制作起诉意见书的过程中，故意隐匿了李振刚团伙敲诈勒索１５００万元、故意重伤他人、绑架林某兄弟等三宗重大犯罪的重要证据，导致该案被作不予起诉处理，李振刚得以变本加厉，继续为害近十年。作为回报，李永才直接“入股”李振刚团伙。刘氢介绍，李永才从２００６年起“出资入股”，把自有资金以“短期借款”方式交给李振刚团伙，从李振刚处收取６０％的年息，从中获取了８０多万元的高额“利润”。

　　专家认为，黑恶势力向基层政权渗透，甚至“共生共存”，构成了官员“腐败转型”的新动向。北京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说，与受贿充当“保护伞”相比，官员直接参与违法犯罪，能够谋取更多暴利，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威胁更大，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损害也更大。

　　刑法规定，司法人员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可以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理事、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聂立泽说，针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枉法裁判，各地检察机关近年来不断加大力度给予严厉打击，对此类犯罪起到了威慑遏制作用。

　　从看守所出来，王振平开始告状、上网曝料。众多的受害人网贴，引起了公安部门的关注，把李振刚团伙“官黑勾结敲诈勒索一条龙”黑幕撕开了一道口子。

　　目前，原茂港区公安局长杨强已被判处无期徒刑，李振刚、严得、何铭杰等人均已被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