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何泽慧

    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发现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注意，钱三强也因此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并获物理学奖。

    １９４８年，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约里奥－居里夫妇的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约里奥－居里先生为了表达对中国的热爱和对钱氏夫妇的友谊，将若干个保密数据告之钱三强，还将一包放射源赠送给他们。科学是无国界的，是约里奥－居里夫妇帮助新中国核研究走出第一步。后来中国“两弹”爆炸成功，在科学技术意义上讲，是中国科学家的成功，也和西方大学研究室的科研成果紧密相连。

    １９４８年５月，钱三强与何泽慧抱着不满６个月的女儿钱祖玄，踏上了归国之旅，他们带回了中国人自己研制核武器的希望。

    钱三强与何泽慧回到祖国后，成为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

    然而，对于钱三强与何泽慧夫妇来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他们的科学事业非常坎坷。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做出卓越贡献的钱三强先生，在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立即接到去河南农村搞“四清”的通知，第三天就离开北京，抵达河南信阳。

    “文革”期间，钱三强与何泽慧遭逢新的厄运。他们的儿子钱思进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就是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爸爸仍坚持做事认真负责的准则。一次，他赶牛在打麦场上碾麦子，突然发现牛翘起尾巴要大便，临时找不到接粪的工具，他急忙之中用双手接住臭哄哄的牛粪，捧到打麦场外。事后有人问他有什么光辉的一闪念，爸爸说：“什么也没想，只是觉得我负责碾麦子就不应让麦子弄脏或浪费掉。”

    在与丈夫一起下放到陕西干校劳动时期，何泽慧的工作是看场和敲钟报时。何泽慧看场可不是坐在那里不动，她从不偷懒，总是在田边巡视。在２００５年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专访时，她与主持人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听说你那时候敲钟很准时？所有人都拿你的钟声来对表，你是怎么保证钟声准时的呢？

    答：我负责敲钟，报时，我骄傲得很，他们都得听我的！我敲钟的时候拿个收音机，它报时的时候我就敲。

    改革开放之后，何泽慧与钱三强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们继续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钱三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在逝世七年之后被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尽管何泽慧榜上无名，但她对于两弹研制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彭桓武先生当年与葛庭燧同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最年轻的教授，他在回忆氢弹研究时，中肯地提到何泽慧先生的贡献：“搞氢弹的时候，资料里有一个数据，我们觉得不大可靠，就重做实验，重测这个数据，看是不是真的。平常的物理实验，做一个就要两三年，而我们搞氢弹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两年了，所以这个实验要求几个月做出来。当时组织了包括何泽慧在内的一些人成立了另一个实验室，专门做这个实验，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几个月做出来了，果然发现原来的数据不对。核武器研究没有走弯路，没有走错误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年都亲自上门看望何泽慧。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起，温家宝和钱三强夫妇就开始交往，那时，温家宝曾多次登门拜访两位科学家。就任总理后，温家宝在２００５年中秋节来到这里看望何泽慧，并和老人相约每年来一次。然而，何泽慧院士已经无缘今年中秋，她已踏上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远行……

　　何泽慧院士的一生为我国的科教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她的功绩将永远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她的逝世，是我国科教界的重大损失。她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孜孜不倦、毕生以求的科学探索精神，严肃认真、自强不息的工作态度，谦虚谨慎、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是我国后辈科技工作者的楷模。（本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