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圆梦人”王永志

2012年06月08日

    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遨游太空的杨利伟平安地从返回舱走出来。彼时，祖国各地的人民欢呼雀跃，一位年逾七旬的老者也眼圈泛红，忍不住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他就是50年来在我国地地火箭以及运载火箭研制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载人航天工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技术领军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

　　信念与抉择

　　1932年，无论是对于东北还是整个中国，都是异常动荡的一年：日军攻占锦州，东三省全部沦陷；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连天战火中，在地处辽、吉、蒙三省交界处的辽宁昌图县八面城镇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王永志呱呱坠地。

　　在那战争和贫穷的年代，多数农民家庭的子弟没有读书机会，幼时的王永志也是如此。6岁那年春节，王永志第一次看见旧报纸上的汉字，却不认识，吵着要读书。7岁那年，大哥瞒着父亲带他到8里外的八面城镇南街小学报了名。1945年，八路军创办了昌北中学，免费招收贫寒子弟，他又报考了昌北中学。初中三年，王永志每天的午饭只有家里人为他准备的一把高粱米饭。但是王永志异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他的成绩年年第一名。

　　1950年2月，18岁的王永志被免试保送到沈阳的东北实验中学（现辽宁省实验中学）读高中。出生在农村的王永志从小就对农作物兴趣浓厚，加之生物老师课讲得特别好，摩根的遗传理论、米丘林的学说，都使他着迷。他梦想将来当一名生物学家，进行物种改良：麦子、水稻能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

　　但是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军飞机经常侵犯辽宁东部领空。王永志的学校不得不北迁。

    后来，新学校附近常常上演我空军的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迎击敌机的场面，这让年轻的王永志看得热血沸腾。而朝鲜战场上传来的战斗英雄张积慧等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驾驶战机的消息，更是让王永志无比振奋。他的思想慢慢起了变化－－他感到：中国要免受欺凌，就要有强大的国防。他开始有意识地注意阅读航空方面的书籍。

　　1952年，王永志高中毕业。深知“得意弟子”心思的班主任鼓励王永志报考了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制造专业。凭借着扎实的功底，王永志顺利进入清华大学学习。从此，他年幼时朦胧的“生物学家”梦想逐渐被“强大国防”所替代，完成了王永志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他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主选择，对此我终身无怨无悔。现实生活使我进一步懂得，青年时期结合国家的需要选定事业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成为火箭人

　　1955年，王永志被派往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行器系飞机设计专业学习。不久还被选为莫航留学生学生会主席。

　　1957年8月，前苏联洲际导弹就发射成功了。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向世人展示了第一枚洲际导弹，而同年的11月16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成立。

　　“1957年是火箭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我成为火箭人。”王永志说。

　　他正上大学三年级，恰好赶上前苏联同意部分中国留学生学习火箭导弹设计，根据国家需要和安排，1957年11月份，他正式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从此开始了艰难却激情澎湃的奋斗历程。

　　这个专业很敏感，保密要求十分严格。学校规定，所有学生的笔记本不许带出课堂，课后收回，放学时还可能被抽查书包看是否带走资料。

    迫使王永志不断强化自己的记忆，刻苦认真。毕业后上班第一天，领导就向王永志下命令说：“你先不要上班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把毕业论文的梗概回忆出来，以填补档案里的空白！”

　　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下，这一批留苏学子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1960年夏，赫鲁晓夫撕毁中苏友好协议并撤走在中国的专家后，中国决定召回所有即将毕业的留苏学生。之后不久，周总理指示国防工业重要学科派一人回去继续学习，刚刚举行完婚礼的王永志重返莫斯科。王永志回忆到：“对一对新婚夫妇来讲，这的确是一件很经受考验的事情。但那个时代的人好像都能做到，国家怎么安排就怎么干，甚至觉得能回去是难得的机会。”

　　重返前苏联的王永志抓住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在前苏联著名火箭总设计师科罗廖夫的第一副手和接班人米申院士的指导下，他的毕业论文选择了洲际导弹设计，并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答辩，同时获得了优秀生毕业文凭和工程师称号。米申院士说：“这是你第一次当导弹总设计师，希望不是最后一次”。

　　逆境中的坚持换来厚积薄发

　　王永志曾说他一生有三大愿望：一是把导弹送到地球任何需要的地方，二是把卫星送入太空的不同轨道，三是把中国人送上太空。为实现人生的第一个愿望，1961年分配到火箭技术研究院以来，王永志忘我工作，成为“两弹一星”工程的重要技术骨干。

　　尽管没有所谓的历史和家庭问题，但“文化大革命”也让王永志受到了冲击。1974年3月起，他被隔离审查了500多天。　

　　在这样的困境中，王永志没有放弃。1975年，代号为“331工程”的同步通信卫星工程正式启动，决定研制“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这时，王永志因查无实据被放了出来，但留有一个有政治错误的尾巴，不能使用，更不能重用，被打人另册，下放到一院铁路专用线上去当搬运工，还为此砸伤了脚。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大胆起用王永志，并且亲自上门造访，鉴于他身体情况，让他收集、整理、分析国外资料，编写一本有关同步卫星发射方面的技术资料，以供借鉴。他和妻子一起，收集了上百万字的资料，终于编写完成了多达47万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此书阐述的一些设计理论和方法被应用到工程实践中，成为当时借阅次数最多的一本书，受到广大科技人员、专家和领导们的一致好评。

　　1976年10月，王永志冤屈得雪，很快恢复了工作，并被提升为火箭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第一副主任。他先后担任了多个型号的总设计师、总指挥，主持设计出了一系列导弹，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愿望。1986年12月，王永志出任火箭研究院院长，率领着他的团队，大刀阔斧地汇入改革大潮，形成了运载火箭、战略火箭、战术火箭和民品四个系列全面发展的战略格局，他的事迹被收人到当时国家统一组织出版的《企事业改革家列传》之中。火箭研究院创造了18个月内研制出新型大推力“长二捆”火箭并首飞成功的奇迹，并签下了新中国第一个外星发射合同，更为后来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奠定了基础。长征系列火箭多次成功地将卫星送入太空，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