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786年到848年，敦煌属于吐蕃的势力范围。大约公元833年前后，法成来到了敦煌地区讲法，根据兔年的线索推断，有可能是公元835年或者是847年。公元835年离767年也已经有68年了，想来，拥有《释肇断序抄义》的体清，也许已经作古，不再需要这份手卷了，于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它辗转到了永康寺沙门手中，手卷的空白反面成了一份课堂笔记。

    鉴于艺兰斋所藏《稻竿经》字迹较潦草，偶有涂改，这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课堂笔记的原件。这也是这份手卷第二次被利用的最早时间了，68年之久，可见当时纸张的耐久与金贵。

    将近200年后，手卷还可以循环利用

    岁月久远，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确知《稻竿经》被抄录到这份手卷的具体年代，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份手卷循环利用的纪录是远超我们现代人的想象的。

    史料记载，五代末期，敦煌三界寺有一位叫道真的僧人。他在重建三界寺藏经的过程中，发起了一个修补古坏经卷的活动。不但修补自己寺里的经卷，信众手里的经卷他也义务修补。但是当时三界寺里并没有那么多白纸，所以道真就号召信徒捐纸。战乱年代，社会并不富裕，但人们循环使用纸张的理念贯彻得却极为彻底，于是大量只使用过一面的纸被送到了三界寺中，有过期的地契、合同、公文、告示、档案等。而且当时在敦煌寺庙之间藏经也存在着一种互通有无的流通关系。

    三界寺的僧人们是否是从信徒或其他寺庙里得到这份经卷并重新加以利用的呢？虽然敦煌藏经洞的形成原因目前在学界仍未有定论，但是有一种说法认为藏经洞与三界寺有着莫大的关系，是三界寺的图书馆，或者是三界寺的僧人封存废弃经卷和文档的地方。

    那么艺兰斋所藏的这份双面写经卷是否能够在五代末期仍被循环利用呢？从《释肇序》写上去的公元767年到道真生活的年代，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对此黄征教授表示，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的造纸工艺跟现在有很大区别，那时候的纸全部由纯植物纤维构成，没有经过化学药品的处理，在敦煌的气候条件下保存近200年再次使用，是可能的。现在经过千年的时光，这些经卷摸起来依然十分柔韧。

    当年十万元两部手卷，如今一部已值上千万

    这两部手卷最终能由艺兰斋收藏于南京，中间颇多周折。发现这两部手卷的黄征教授曾力主由浙江图书馆收购。卖家提出十万元即可将这两部手卷同时转让，但是浙图并未能把握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据艺兰斋介绍，卖家也曾转与刘海粟美术馆联系，但是最终也作罢。如今《大智度论》上还盖有刘海粟的收藏印鉴。据说当时刘海粟看到了这两部手卷以为是捐赠给美术馆的，如此上品自然就盖上了自己的收藏印鉴。得知有这两部手卷在寻找“婆家”后，艺兰斋立即奉上十万元“聘礼”将这两部手卷“娶”到了南京。巧合的是，当这两部手卷来到南京时，它们的发现者黄征教授亦应聘于南京师范大学。当年十万元两部的手卷，如今在市场上一部已经高达上千万了。

    在两部经卷上都盖有近代杭州收藏大家吴士鉴的收藏印鉴，说明它们曾收藏于一代名家之手。但是吴去世后，吴的儿子好赌成性，不得已，把这两部手卷出卖偿还赌债。随后这两部手卷流入上述杭州卖家处。

    吴士鉴又是从何处得到这些敦煌手卷的呢？黄征教授表示很有可能是在甘肃做官的浙江人带回浙江的。像陈訚，他曾在甘肃省做过代省长，在他离任时，带了三四百卷敦煌手卷离开，很有可能吴士鉴是从陈訚或者像陈一样在西北做官的人那里获得的。

    艺兰斋将积极促成这两部珍贵手卷参与到敦煌学的研究当中。伴随着艺兰斋美术馆在2012年的最终开放，这两部手卷将能够更好地发挥它们在历史文化研究和传承中的作用。（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