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反叛 再次自首】
1952年6月13日傍晚，黑水上空终于响起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一架C54型间谍飞机朝黑水飞来。这次台湾方面痛下决心，不惜重金聘请了二战时的“空战英雄”、原陈纳德飞虎队的退役上校戴维亲自驾机，确保空投成功。C54一口气投下20个降落伞，除6名军统特务外，还有电台12部、密码50套、枪弹无数。而在所有这些空投物品中，最令苏永和感恩戴德的，是蒋介石亲自册封他为“梭磨宣慰司使”的册封状。这张形同废纸的册封状，在苏永和看来却是他从“头人”跃升为“土司”的“天子诏”。
当天凌晨，还在被窝里的苏永和听到台湾物资空投成功的消息，顿时涕泪交流，一边手忙脚乱地穿衣服，一边连迭声地下命令：“立即扣捕共产党派驻黑水的工作组！”他公开宣布与我决裂，站到匪特一边，并派人暗杀我工作组成员，断绝工作组与外界联络。
此后，7月16日，美国飞机对黑水实施了第二次空投。除投下一大批军用物资外，毛人凤特别指示傅秉勋，一定要牢牢抓住苏永和这个“关键人物”，不能使他产生动摇情绪，更不能倒向共产党。
黑水空投成功，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黑水数千土匪纷纷鼓噪，以为台湾真的开始反攻大陆，立即向我发起进攻。黑水叛乱如不迅速平息，势必引起整个雪山草地的动荡。中央高度重视黑水匪情，决定全线反击，开始剿匪。毛泽东这样定义川西北剿匪的战略地位：“就全国军事大事来说，本年度（1952年）是抗美援朝第一，进军西藏第二，黑水剿匪第三。”
1952年6月18日，西南军区在重庆召开黑水进军作战会议，时任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和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亲自部署，决定从川西、川南、川北、西康、贵州调入1个轻装师、7个公安团、7个炮兵团，计2万兵力，进剿黑水之匪。
黑水剿匪是军事行动，更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乾隆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历时15年，耗费库银多达7000万两，连斩、贬、赐死5员总督和中央部级大臣；四川军阀三次进剿全军覆没一败涂地，都是因为没有“七擒七纵”的胆略与胸怀，未能使对方心悦诚服。黑水剿匪战役打响前，党中央即强调要做到“军政双胜”，必须对参与匪乱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坚定地实行政治争取政策。为此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的12字方针。
1952年7月20日，黑水剿匪战役正式打响。剿匪大军由东、西、北三个方向形成泰山压顶之势，一路势如破竹。在解放军的强势进攻下，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陆上台湾”顷刻间土崩瓦解。苏永和带领200多精锐武装，在麻窝以南打了一仗后，拼得只剩下30多人，他与其妻子高丽华分手，逃往黑水与理县交界的深山老林躲藏。1931年，年仅22岁的他就是在这座大森林里不断游击川军，最终“光复”黑水，成为威震一方的“民族英雄”的。今天他依然做着这一“反攻”旧梦。
谁知一个多月过去了，苏永和不但没能占到便宜，身边的徒众反而越来越少，解放军对苏的包围圈也越来越小。只要“认真”搜山，苏永和此时是绝对不难被捉住的，但解放军为了忠实执行“军政双胜”这一目标，决定“智取”收服苏永和。
最终打开僵局的，是苏永和之妻高丽华。解放军占领黑水麻窝后不久，高丽华就主动“归降”。虽然她坚称自己与苏永和走散，不知苏的下落，但解放军仍然对她既往不咎，宽大为怀。黑水剿匪生产委员会选她当了副主任（副县长）。她主动找到当时的负责人天宝汇报，提出要派其子苏希圣、苏希刚去大森林“寻找”父亲苏永和。解放军方面全力支持，苏家兄弟终于在森林里找到了已经人鬼难分、面黄肌瘦的苏永和。“复兴党国”的伟业转瞬破灭，他当时万念俱灰，正准备跳湖自尽。见到两个儿子，苏永和悲从中来，父子三人相拥痛哭。
但是苏永和很倔强，又在山上转悠了三天后，才咬紧牙关，突然对两个儿子说：“你去问天宝，如果他愿意和我吃血酒，发誓不杀我，我就下山去投降。”天宝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和苏永和同是藏族人，所以苏永和很信任他。为了表达我党的诚意，天宝同志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一请求。
1952年9月6日，“天苏结盟”仪式正式举行。天、苏二人刺破中指，滴血入酒。苏永和首先跪在香烛前发誓：“我，苏永和，今后再背叛人民政府，天打雷轰，死无葬身之地。”天宝也跪下，郑重起誓：“我，桑吉悦希，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永远团结关心苏永和头人，如有二心背叛，天打雷轰！”
【廿年亡命 晚节可风】
苏永和在共产党精诚所至的民族政策感召下，终于回到人民的队伍。其间，他的心情非常复杂。之后不久，苏永和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黑水，赴重庆参观访问。这位黑水“夜郎”，这才知道中国有多么大。在得知贺龙同志要代表西南局接见他后，生性多疑的苏永和居然吓得彻夜难眠。历史上，朝廷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反叛者的严厉镇压，他是心知肚明的。一百多年前，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大金川土司沙罗奔投降后，被押解到北京面圣。对于这样一位投诚的失败者，乾隆仍喝令推出午门斩首。自己这样一个怙恶不悛的顽固分子，难道还能逃过一死？他辗转反侧，深恐被杀头，甚至绝望地想到了自杀。
然而第二天，贺龙一见到苏永和，就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过去的就算了，不要再想它了！但要向前看，接受教训，可不能再走错误的道路了！”苏永和一听这话，眼泪就流了下来。他想不到贺龙司令如此宽宏大量，想不到新政权如此真诚慈悲。
重庆之行，苏永和疑虑顿消，如释重负。1952年12月，苏永和参加阿坝自治区首届代表会议，被选为自治区副秘书长。在后来1953年的草地剿匪战役中，他还做了一些有益于剿匪和民族团结的工作。之后又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返回后向阿坝人民热情讲述他在朝鲜前线的所见所闻。1956年，苏永和任州政协副主席，后任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是进步的。
但苏永和毕竟是靠杀戮起家的雪山枭雄，内心依然留恋当年“土皇帝”的特权威势。再加上特殊政治环境下对形势的误判，使他很容易走回头路。
1957年11月，苏永和经四川省委批准，请假一年赴西藏朝佛。他到西藏后，正值拉萨的西藏上层集团秘密酝酿武装叛乱。拉萨方面希望他重新“出山”，以黑水号召康区举事。苏不肯，但也不敢再回黑水，于是带领全家秘密出国，先到印度，后到台湾。1958年，苏永和到达台湾，受到隆重接待。台湾当局大肆宣传，苏本人也颇为欢欣，到处发表反共演说，去联合国“控诉”共产党中国解放百万农奴的“暴行”。蒋要他留台做事，他以“年岁大，知识浅薄，不擅汉文、英文”为由推辞，答应以“回印度推荐人来台湾”为条件回到印度，后派出包括贡布南木尔甲、尚江保在内的一行人去台湾，分别在空军、陆军、特务等专门学校受短期培训，还把他的几个子女带来台湾，分别送入国民党的特工学校“受训”。
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逃往印度，在新德里成立“流亡政府”和“难民委员会”。苏永和再次受到达赖召见，被委任为“反共藏汉联盟副主席”、“难民委员会代表”，充当与台湾拉关系的“桥梁”。但是苏永和只“反共”，不反国，坚决反对达赖要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行径。为此，苏永和参加了反对西藏独立的“十三集团”，成为达赖集团的眼中钉，生命受到威胁，不得不与达赖彻底决裂，开始逃亡。
其间，台湾为了在藏区继续制造混乱，计划把苏永和“学成”毕业的两个儿子空投到四川藏区，进行“敌后游击”。苏永和亲身经历过藏区叛乱，深知此时的川康藏区已经被共产党经营成铜墙铁壁，再回去无异于飞蛾投火，因而坚拒这项任务。从此，蒋介石集团感到苏家父子已毫无用处，开始冷落他们。
苏氏兄妹在台8年，形同坐监，于1966年以探亲为名挣脱台湾控制来到印度。而达赖集团又怀疑他们是台湾派到“难民”中作特工的，于是唆使印度警方以“非法入境”罪名拘捕。经苏永和夫妇多方营救，才被“驱逐出境”，迁居加拿大。时隔一年，苏氏夫妇也迁居加拿大定居。蒋介石随即停发苏永和“少将”薪俸，苏永和夫妇只得靠加拿大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基金度日，生活凄凉。他试图以“难民”身份去美国，也被“老朋友”断然拒绝。
回想自己“叱咤风云”的一生，如今却落得个众叛亲离、孤苦无依的下场，苏永和感慨万千，倍感孤独。二十多年中他亲身体味到寄人篱下、受人利用的滋味，将美国、台湾、达赖集团与人民政府反复比较后，他终于觉醒了。那所谓“三盏明灯”都不过是风中幻影，转眼熄灭。他由衷地说：“只有共产党对我好，祖国对我好！”
然而，苏永和期望回归祖国的1978年，还是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国内人民尚心有余悸的特殊时期。得知苏永和盼望回国的消息后，他的子女们聚在成都，一起给父亲打国际长途电话，委婉地劝他先在国外治病，暂时不要回来。谁知，苏永和当即在电话中斩钉截铁地说：“就是祖国不原谅我，一下飞机就枪毙我，我也要回国去死！”
倦鸟知还，狐死首丘。悲怆之情，溢于言表。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于这位几度背叛、失信于我的“当代孟获”，共产党人依然以博大的胸襟再次给予谅解。苏永和写给中央民委请求宽恕的信件，很快得到积极答复，祖国对他的幡然醒悟表示热烈欢迎。
1980年10月，在“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苏永和顺利回国探亲。祖国人民原谅了他过去的错误。当年歃血为盟的天宝同志和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都热情接见了他。此前他已身患癌症，我方劝他先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国外进行治疗，但他表示落叶归根，刻不容缓，“即使回来后就死去，也比抛骨异国要好”。苏永和没有食言，他于1981年1月自愿放弃加拿大国籍，回归祖国，定居成都。同年12月，苏永和因病经多方医治无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终年72岁。
据黑水人说，苏永和病重时曾乘坐一架直升机在黑水上空绕了几圈，这是他提出的最后请求。那一刻，使人想起世界名著《静静的顿河》的结尾：当葛利高里饱经了历史的变幻无常站到自家门口，他已一无所有。毫无疑问，苏永和这个来自雪山草地的“葛利高里”，最后的结局则要幸运得多。（时任川西军区司令部侦察参谋的都爱国老先生对此文提供了极大帮助，深表谢意）
（来源：《同舟共进》杂志 作者：王龙 军旅作家、中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