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话说回来，旧时剧作家服务于某位名演员，还是先要和演员有了交情，互相了然于心，然后才谈得上为他写戏。三十年代，翁偶虹曾为金少山写《钟馗传》，就是因为有知音之遇。翁偶虹年轻时学过花脸，唱过花脸，所以对花脸特别偏爱，一直想写一本以花脸为主角的戏。但在最初的那几年里，他给程砚秋，给李玉茹，给宋德珠，给黄桂秋，给吴素秋，给黄玉华，包括给东明、东霞写的评剧，都是旦角戏，竟没有机会让他放开手脚写一本花脸戏。直到1937年，金少山到北京挑班，他因高庆奎介绍，与金少山成为朋友，“每作长夜之谈，辄恨相见之晚”。有意无意间，金少山就流露出想请翁偶虹给他写戏的愿望。有一天，翁偶虹讲到钟馗故事的原委，金少山听了，不禁拍手称快，频呼好戏，直率地说：“这么个好材料，您怎不编个全部‘钟馗传’？也叫我多置二亩地！”旧时代演员戏言，能够多排一本新剧，等于多置了二亩田产。翁先生马上响应：“只要您演，我就编！”剧本写好之后，金少山还郑重其事地穿戴整齐，鼻烟薰透，抱起双拳，一躬到地，诚心诚意地向翁偶虹施了一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周的一、三、五夜间十一时以后，金少山都把翁偶虹接到自己家里，乘着夜深人静，谈史说戏，揣摩剧本和唱腔。然而遗憾的是，世事多变，机会总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直到拖到1948年，金少山突然逝世于北京。十一年间，《钟馗传》始终也未能得到排演的机会，与京剧舞台失之交臂，成为京剧艺术的一大恨事。

    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

    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进了《北京晚报》，不久就去编“五色土”副刊，在这里，我认识了翁偶虹先生。最初只知道他是《红灯记》的作者。我对京剧所知有限，特别是老戏，没听过几出。但《红灯记》却并不陌生，“文革”中我所在的那家工厂，有过一个庞大的京剧团，可以演全本的《红灯记》。刚进厂那段时间，我还在剧中串演过日本兵和游击队员。我们班组的马师傅，是从专业戏校下放来的，她唱李铁梅，很像刘长瑜。她很大方，那时我们都十六七岁，贪觉，上夜班特爱犯困，班长就让她给我们唱一段儿，提提神。后来见了翁先生，我还和他提起过。我曾在心里想像能写《红灯记》的作家是个什么样儿，见了面，还是让我很吃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竟是一位留着长长的胡须，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老者。我去他家约稿，有时是写好的。有时没有写好，他总是先泡一杯茶给我，然后去里屋现写。我则一边喝茶，一边欣赏他养的鸟儿，养的花儿。时间不长，文章写好了，还要再坐一会儿，聊几句，然后才告辞。慢慢地，对翁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从年轻时代就喜欢养花、养鸟，无论多忙，他都是“半日工作制”，剩下的时间就用来伺候鸟，伺候花。在翁先生那里，有时还能遇到的，一个是过士行，一个是徐城北。他们二位并非要请翁先生写文章，他们是找翁先生聊天的。翁先生说，他们是想从我这里淘换了东西，然后自己写。后来老过写《鸟人》，恐怕就从翁先生那里得到过灵感。

    翁先生是我们“五色土”副刊的老作者，经常写一些戏剧评论给我们发表，有时也写一些回忆梨园往事的文章。他的旧体诗写得很有点意思，常常是应年轻演员之请，赞扬他们在舞台上的风采。那时的他，已经从中国京剧院退休，不再编写剧本了，而各式各样的长文短章，却经常见于各地的报刊。内容也不全是写梨园行儿的，有时也写北京的风土民情、市井文化、乡土艺术、节令趣闻。他是老北京，土生土长，在他的笔下，北京的许多玩意儿如数家珍一般，奉于读者面前，给人一种如睹其物，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江青曾把翁先生称之为“旧式文人”。其实，“旧式文人”有时要比新式文人更有趣味。翁先生就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京剧，连带着喜欢一切和京剧有关的东西。脸谱就不说了，他写《我的编剧生涯》，其中有一章专门写到陪高庆奎先生逛隆福寺庙会，真正是声情并茂，五彩缤纷。那天他们走了四个摊子，一个是“鬃人儿”，老北京又叫“铜茶盘子小戏出”，就是把这种“鬃人儿”放在铜茶盘内，以棍击盘，利用铜盘的颤力，使盘子里的鬃人团团乱转，仿佛舞台上的活人大戏。第二个是“影戏人”，也就是皮影，它的奇特之处，是逼真肖像，行家一眼就能认出姓什名谁。高庆奎当时就特别兴奋地指着说，这是老谭（谭鑫培），这是大头（汪桂芬），这是我的老师老乡亲（孙菊仙）。第三个就是“面人汤”，这些手艺人，可谓妙手生花，不仅能捏一般的人物，还能现场写生。翁先生当时就曾摆出了身段，请他们照此制作。高庆奎在当时名气大得很，他能到场，面人汤的师傅觉得很难得，特意提出要请高先生摆一下《战长沙》里关羽和黄忠的身段。结果，不到两碗茶的工夫，酷似本人的面人就送到了高庆奎的手里，把他惊得目瞪口呆。最后一家是托偶人儿（即杖头木偶），虽然抱怨着“三块钱一个，比一袋白面还贵”，翁先生还是出八块钱买了一出《连环套》，窦尔墩是金秀山的脸谱，天霸像俞菊笙，朱光祖则像王长林。临走的时候，老板还饶了一份“王小打老虎”和一份“猪八戒背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