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醒龙：乡村是每一个人的故乡
2011年11月12日
他是从普通水利工人成长起来的文学作家，却对乡土有着与生俱来的浓厚情结。他以乡村为主题的作品及改编的电影，曾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华表奖、百花奖在内的多个有分量的奖项。他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围绕着一群民办教师“转正”这一主线，叙述了当代中国乡村知识分子令人喟叹的生活与命运，获得了2011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中国农村的民办教师，一度有四百万人之多。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教育一亿几千万农村孩子的重任，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十多年前，一部《凤凰琴》让多年在山乡村落默默奉献的民办教师站在了全国民众面前，令无数读者为之动容，而今的《天行者》继续为这些“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献上了一曲悲壮之歌。
最近，刘醒龙在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节目接受了主持人许戈辉的专访。
许戈辉：有些质疑的声音说，《天行者》是您十几年前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的续作，不应该获得茅盾文学奖。
刘醒龙：从小说出版之后就一直有人谈这个问题，其实续作在中国和世界文学上都有很多先例。对于这个作品来说，我觉得续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凤凰琴》有很动人的一面，也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但作为一部小说，它写得过于简单，所表达的整个社会内涵还远远不够。可能那时候自己的功力不足，有很多应该详写的东西没有想清楚，在之后十几年的时间当中，我把它想成熟了，就写出来。
许戈辉：您曾经说过，在《天行者》的写作过程中，2008年的汶川地震给了您很大的触动。
刘醒龙：对，当时四川的一个同行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里面提到汶川县映秀小学的一位乡村老师，她在高山教学点，每年的寒暑假才能回来和丈夫相聚。他丈夫也是乡村教师，他们常年的分居生活非常艰苦，而终于能够团聚在一起的时候，却被地震夺去了生命。我觉得他们的事迹是我们整个乡村知识分子的一种缩影。也差不多在这段时间，我看了你们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说的是甘肃的一位小学老师高中毕业后回乡执教的事。因为村里面很多孩子无书可读，所以他的初衷是一种道义，就自己把几个孩子拢起来，教他们识字、读书，这样慢慢地把一个草棚当成教室，一步一步、一个班一个班地发展，最后发展成一所小学。但是当这所学校初具规模的时候，一个政策下来，他不符合任教条件，就被清退掉了，而被清退的时候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我看这个的时候心里特别堵得慌。所以在《天行者》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国家下政策要给民办教师转正，但县里一些官员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教学资质不够，没有资格转为公立老师。这时候就有一位领导很生气，他直问在场的干部，你们有没有被民办教师教过？被教过的举手。结果愣了一会儿之后，会上绝大多数人把手举起来了。所以民办教师是60年代到90年代变革的特殊时期里，中国乡村的一种很奇特的现象。
许戈辉：《天行者》和《凤凰琴》的创作手法是否相同？您是通过亲自调查、采访获得素材，还是凭着经验、理解和想象进行创作？
刘醒龙：一个好的作家，他可能在创作过程中需要对他的文学元素进行一定的补充，但是他最根本、本质的东西，应当是与生俱来的，是他血液里的一种冲动，只要写，它就会喷发出来。我不相信为了写一个作品，临时下去采风、采访、体验生活就能获得灵感，我觉得这种作品都不可靠，他的情感可能不真实。但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的作品中肯定会有自身的经验在里面，某些细节在记忆当中一直存在，平常在生活中被掩盖了，但写小说的时候它会情不自禁地跳出来，成为小说里面的素材。
许戈辉：我觉得这两部小说的特色都不在于有巨大的悬念或者跌宕起伏的情节，它的力量来自于一种非常质朴的真实。如果您没有亲身经历过，又怎么能描绘出那些非常生活化的情节呢？
刘醒龙：我觉得对于作家来说，最考验他的还是想象力。有一种想象力是天马行空的，还有一种想象力是对生活的想象力，作家最重要的就是对真实生活的想象力。
许戈辉：在现实中，您会特别关注这些年来民办教师的命运变化吗？
刘醒龙：会。总体来说他们的命运还是向好的方向在转化，但确实有不尽如意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你想想从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整个乡村的教育处在一种荒漠状态的时候，是民办教师这样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担当了整个乡村的教育任务。我经常设问，假如当初没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那我们整个乡村的启蒙会怎么样？它获得文明的进程会迟缓得多，国家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相关部门，包括政府，为这样一些为国家民族的兴旺做出重大贡献的，我称之为“民间英雄”的人，应该做得更多。
许戈辉：具体来讲，您认为还应该做些什么？我从您的书里看到，对于民办教师来说，他们可能最希望的是转正，最需要的是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认同。
刘醒龙：这个词说得太好了，身份认同。其实每一个人在世上走一遭，很多时候都在关心自己是以何种身份出现在这个社会上，所以身份往往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像小说里写的，民办教师为什么如此渴望转正，其实他就是渴望自己的价值得到体现、身份得到认同。事实上现在大部分民办教师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更希望我们给予的是一种感情回报。
许戈辉：您接下来的写作关注重点还会集中在乡村吗？
刘醒龙：我的情感肯定是偏向于乡村一侧，这是没办法、与生俱来的。就像20天前，我回到老家，其实我非常小的时候就离开那了，对它几乎是没有概念的。我回去给爷爷上坟，在坟头前跪下来磕头，说一些内心的话，站起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片土地如此熟悉，每一棵草、每一颗沙粒都与自己息息相关。所以这种感情会自然地出现在我的文学当中，它会变得更强大。我也非常渴望写城市，因为城市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它给了我很多快乐、很多安逸，给了我安身立命的家庭，也给了我文学事业，但是说实在话，在情感上没办法，毕竟乡村是与生俱来的。我相信很多人其实也是这样，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到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我说城市为什么需要花园、公园呢？因为它们是乡村的缩影。人喜欢到公园走一走，其实是对乡村的一种留恋，乡村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乡。
许戈辉：这种说法很有意思，我们确实喜欢到公园或者青山绿水的乡村去走走、看看，但是对于很多城市孩子来说，高楼大厦、钢筋水泥才是他们的故乡啊！
刘醒龙：我女儿曾经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那时候她才六岁，我带她回老家过年，虽然是县城，但和大城市比多了很多乡村气息。我们在街上走，她突然冒出一句话，说爸爸你小时候比我幸福，你可以看到很多小鸟，看到很多树，看到很多小虫子。我后来想想，我们这一代在乡村长大的孩子确实比城里人幸福，它是有依据的。我一个老家长大的亲戚出过一场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碎性骨折，有120多处，得益于抢救及时，老外科的一位院士亲自给他做的手术，康复的时候丁点后遗症都没有留下来。这位老外科的院士说，他做了60多年手术，只有三例像这种伤害状态的能康复得如此好。美国有个心理学家在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凡是童年时期在乡村成长的人，当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生存下来的几率要比童年在城里长大的人高两倍。
许戈辉：原来乡村还有这么强大的现实意义和力量。我原以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乡土情结只能在文学作品里找到了。
刘醒龙：毕竟它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合理的结构，是自然给的，和我们后来人造的是不一样的。只要有人在就一定会有故乡，只要有故乡就一定会有对于乡村的眷恋和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