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的乱世中，佛教不得不适应南北两种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这种扎根本土的努力，出现了日后佛教南北宗分化的最初雏形，以及被中国思想所渗透的佛教，事实上此后的中国佛教发展，大抵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在演化的进程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即佛教从“沙门不敬王者”和“渐悟”的立场上后退，逐渐放弃其独立性和外国色彩。陈寅恪曾指出，拜不拜王者表面上看是僧俗之争，但实质上与渐悟/顿悟之分一样，都是华夷之分，而最终的结局则是佛教为适应本土而屈服于中国文化传统。不但接受了北魏起设立的僧职机构，而且作为对印度佛教的“一种特色的反对”的顿悟说最终发展成汉传佛教唯一的正宗。
    另一个重大的调适是众生平等思想和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有严格的种姓思想，主张“一阐提不能成佛”，但中国文明却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及“人皆可以为尧舜”。在本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就已显露出一种特色的思想，即认为人的命运是靠自己而非鬼神等外力决定，而且只要修行得道，人人都可成仙。这种“自力本愿”的思想主张一切吉凶都由自己造成，人种善因即得善果，种恶因便得恶果，跟鬼神毫无关系，因此所谓鬼神说穿了只是自己精神状态的一种投射而已。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成为主流的禅宗顿支主张一种与中国人的一贯信念相合而对于受种姓制度束缚的印度来说格格不入的救赎理想，即：一个人可以在其一生中通过自设的努力而到达巅峰”。事实上如龚鹏程所言，面对中国社会中这一强大的思想现实，“若不在理论上作此转向，佛教恐不能大昌”，禅宗就是绝对“自力”的思想流派。
    自唐代禅宗兴起，晚唐后西域通道断绝，佛教又在印度本土衰落，佛教不得不更进一步地中国化，以至于禅宗这样一种从印度佛教的观点看来的几乎已经不能算是佛教的异端，竟演变成为中国佛教势力最大的正宗。禅宗在理论层面吸收了道家玄学性格，大受士大夫知识分子和庶民社会喜爱。但中国佛教中的“佛性”也逐渐演变成主要指人的心性，而非印度所指的真如、实相、法性，这种对心性的和自然主义的过度强调，消解了鬼神与来世的观念，无形中也造成了禅宗的自我瓦解。到最后砍柴挑水、吃饭穿衣皆是修行，宗教过于生活化，那么这与“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语)、“百姓日用即道”(王艮语)的儒家说法又有什么差别呢？
    中国思想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此世性格”，对彼岸世界的兴趣较少，因此对佛教教义往往也不甚关注，即使在今天的台湾，佛教界也不大重视佛学，往往盖寺庙各方乐捐，但办佛学院就信众兴趣寥寥，“明心见性”的直接最迎合他们的口味。中国历史上宗教对人的约束力很小，用葛兆光的话说，它“并没有一种强制性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世俗信仰者的信仰，只是靠思想与情趣的魅力来吸引信仰者的感情”，最终则是“宗教逐渐转化为思想，信仰逐渐演变为兴趣，文人把宗教修行转化为生活体验，把终极境界转化为艺术境界”。但这倒未必不是中国人之福，至少避免了可怕的宗教战争，并能自然地在主客合一中求得自由与无限。
    今天的每个中国人都在无意中继承着两千年汉传佛教的遗产，别的不说，我们口语中的日常词汇就有许多都源出佛教文化，例如：世界、时间、信仰、平等、现在、天堂、觉悟、法宝、魔、宇宙、塔、唯心、真理、因果、相对、绝对、十字街头、当头棒喝、盲人摸象……这个清单还可以开得更长。无怪赵朴初当年曾回应那种排斥佛教文化的意见时说：“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正因为这一领域涉及的议题如此庞大，芮沃寿在《中国历史中的佛教》一书前言中就谦虚地自称“这样一个阐释只能是试探性的、不完满的”。然而他这本已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指南性名著虽然已出版半世纪，但其洞察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据中国佛学网  作者：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