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儒家思想的精华

2012年07月24日

    和世界上各种文化现象常含有正负两种属性一样，儒家思想，有其正面的精华，也有其负面的糟粕。和历史上其它有价值、有影响的思想一样，儒家思想，有其普遍性的积极意义的一面，也有其具体性的历史局限的一面。儒家思想，内容复杂，本文既不拟对它作全面的评价；即对其精华部分，也不可能全面涉及，而只想就中提出它对西方文化生活可能补偏救弊的一些主要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式稍加阐述。在这个范围中，我觉得儒家思想最值得发扬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注重群体利益，又不忽视个体价值的民本主义思想。
　　儒家伦理、政治的核心思想是“仁”。《礼记》的《中庸》和《表记》都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也说：“仁也者，人也。”这就认为“仁”是人的本质。这个本质的主要内容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处理这种关系的出发点是对于他人的爱，对于他人的利益的尊重。《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主要的行仁之方，则是所谓“忠恕”，所谓“絜矩之道”。《论语·雍也》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何谓“尽己”之忠？《论语·雍也》载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何谓“推己”之恕？《论语·颜渊》载孔子答仲弓问仁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絜己之道”见于《大学》，朱熹注：“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大学》说：“唯仁人为能爱人，为能恶人。”“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中庸》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孟子·尽心上》说：“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梁惠王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礼记·坊记》说：“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推己及人，先人后己，尊重他人，正是重视群体的思想。
　　儒家“仁”的思想重视群体，但行仁还是为了“人”，为了实现“人”的本质属性。当然也就不能忽视作为个体的人的作用和价值。《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儒家认为能体现人的本质、人的价值的个人，其道德尊严应是不可动摇的。《论语·子罕》载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个人的道德力量如此巨大，而且这力量还应该来自他本身的“自得”，正如《论语·颜渊》又载孔子说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一书，更是充分地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精神力量的巨大。《离娄下》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之道，则如《公孙丑上》所说：在善养“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是“配义与道”而“无馁”的“集义所生”之气。《尽心上》说：士能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便可以“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滕文公下》更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了实现道德理想，实现人格尊严，孔子、孟子都主张必要时应该牺牲自己的生命，把生命奉献给仁义，奉献给群体的利益。《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儒学重视仁，又重视“义”，故《礼记·中庸》在说“仁者，人也”之后，又说“义者，宜也”；《礼记·表记》在说“仁者，人也”之后，又说“道者，义也”。《孟子》更常以“仁义”并称，如《告子上》：“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尽心上》：“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己矣。”孔、孟谈到“义与利”的关系，又经常尚“义”而抑“利”。如《论语·里仁》载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梁惠王上》载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使人仿佛觉得儒家对利是忽视和压制的，其实不然，儒家并不忽视人的合理之利。他们认为合乎正当利益，合乎“公”利的事便是“义”；以个体“私”利损害“公”益的，便是不合理的“利”。他们尚“义”抑“利”，实际上是反以私害公，是主张个体利益不应损伤群体利益，两者应该统一起来。故《易·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礼记·礼运》说；“故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事，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左传》成公二年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十六年说：“义以建利。”宋儒程颐更明确地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二程遗书》卷一七）
　　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反对中世纪的专制政治，反对神学思想对人的禁锢的，所以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这种思想，在历史上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但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这对于社会主义，就有消极的影响。儒家重视人的作用，自群体着眼，自人民着眼，故归宿于“民本主义”。民本主义深层的哲学意义，是出发于对人的作用和价值的肯定；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则是强调人民为社会的基础，人民的利益应该重视，所以他们又强调“仁政”，强调“德政”。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更一再提倡行“仁政”，如说：“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同上）“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认为剥削人民以求利邀功的官吏便是“民贼”（《告子下》）；指责当时统治者施行暴政是“率兽食人”（《梁惠王上》），其国君便是“一夫”（《梁惠王下》），人们对他们的反抗是合理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书经》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大禹谟》）“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皋陶谟》）“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咸有一德》）“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左传》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庄公三二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昭公元年引逸《书》）《大学》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儒家的民本思想，对于我国古代不顾人民利益的专制政治是反对的；对于西方的宗教神学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是可以补偏救弊的。它的民主性精神，不可忽视。
　　第二，强调内心调节，又不忽视外物需求的生活发展思想。
　　梁漱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要求”，印度佛教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反身向后”，中国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调和持中”。“反身向后”是取消意欲以求出世。“向前要求”的积极入世，带来科学技术、物质文明的长足进步，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规模，这是它的辉煌成果和经济优势。但片面追求物质生产和物质享受，在个人欲望的驱使下，进行着剧烈的竞争和夺取，也使人们带来生活和精神的危机：环境生态失去平衡，自然资源面临无序开发的威胁；人日益变成悖反于原来理想的“异化”，日益变成拜物拜金而丧失主体性的“物化”；人日益成为生活机械化、工具化、商品化、官能化的人；日益成为心灵失去健康、平衡、充实，而趋于放纵、奢靡、虚无的人。这种危机是要借助于人的道德修养和内心的自我调节来克服的。儒家思想，有着可以帮助发挥这种调节功能的因素。
　　儒家思想也是积极入世的。近人多称儒家哲学为：“生命哲学”，所以它是注重人的生命价值而且也注重人民的生计问题的。注重民生，自然也就不能忽视对于外物的利用。《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生”是人类的生命之流，顺着自然规律而运转的“大化流行”的状态。这种“流行”，在儒家看来，即是人类顺应天道，利用天物，不断开发、创造以共裕其生的过程。《易·乾卦》说“乾”表现“品物流行”，使万物“各正性命”的天道；君子体此道，也必须“自强不息”以求合于“天行健”。《坤卦》说“坤”表现“厚德载物”，使万物“含弘光大”的天道；君子体此道，也必须“正位居体”，“发于事业”。《系辞》又说天地“鼓万物”以提供“百姓日用”的需求，人类配合天地，共同创造“盛德”、“大业”；而“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德业要求“富有”和“日新”。它又强调“开物成务”，“变而通之以尽利”。《孟子》一书，更是处处强调行“仁政”必自解决人民物质生活问题入手。如《梁惠王上》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则民之从之也轻。……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儒家强调“公利”，但又不排除合理的“私欲”；强调群体，但又不否认个体的差异。如《礼记·礼运》既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伦也。”《孟子》重礼义，但又保留告子的话：“食公，性也。”（《告子上》）书中又说：“口之于味也，目之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滕文公上》）至于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同上）《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这个原理，正好说明个体差异是应该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