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存顺没宁

　　张载提出的这一著名命题，实际上包含了儒释道的生死智慧。张载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意思是说，富贵福泽与贫贱忧戚，都是天赐予你、宝贵着你、使你有所成就的手段。活着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爱别人，这就是事奉宇宙乾坤父母，因为我与他人都是宇宙乾坤父母的孩子；死了，我们就得到了安宁，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张载又说：“《易》谓‘原始返终，故知死生之说’者，谓原始而知生，则求其终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问而不隐也。”（同上）张载在这里集中阐述了儒家生死观的两条材料，一是《周易·系辞传》关于生死之终极根据的求索，意思是，只有明了天地之道，才能考察生命的起源、归宿与究竟，而死亡只是对生命终极地的复归；二是《论语·先进》中孔子关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这两条材料是互为补充的。
“存顺没宁”是一种平宁的生死态度，又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儒家在“尊生”“重生”的前提下，在价值冲突与紧张的场合，追求“死而不朽”，以一种“猛志固常在”的心态，抗拒生命的被窒压和被扭曲。但是在平凡生活中，儒学通常主张“存顺没宁”的恬淡、平静。这里当然吸取了佛家和道家的解脱与达观。儒家的“存顺没宁”模式以一种宇宙家族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强调生命意识的自觉，以生界定死；同时又直面死亡，借死反观生；把生命的个体性和有限性与宇宙家族生命的群体性和无限性联系起来。按照这一模式，儒家的人生设计，既生气勃勃、轰轰烈烈、奋发有为，又毫无牵挂粘滞而做到达观自如，正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儒家的生死态度，既有壮怀激越、视死如归的一面，又有恬淡无欲、安静平宁的一面，既与那种惧怕死亡、不敢直面死亡的恐惧心态不同，也与那种耽于声色、及时行乐的游世心态不同，既与那种消极无为、惰怠保生的逃世心态不同，又与那种斤斤计较于功名利禄的执著心态不同。因此，在生存与死亡、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上，儒学克服了二元对峙的局限性，从而把二者统一了起来。在这一辩证统一过程中，物欲的解脱是一个关键。面对死亡，必须有这一解脱精神。

　　4.慎终追远

　　《左传》中有“慎始而敬终”之说，《尚书》中有“慎终于始”“慎厥终惟其始”之说。“始终”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死”之意。儒家慎于生敬于死的生死态度已如前说。
与人类思想史上其他的精神资源不同，儒家尤其强调“慎终追远”。《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意思是说，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这一思想具有很深的文化意蕴。
首先，它反映了农业文明基础上宗法血缘纽带的强韧。在一定意义上，儒家的重视孝道，即是肯定了生死转化、代谢中“死而不亡”的问题，通过血亲的、宗族的、种族的延续来延续和光大其事业、文化、生命。因此，它包含有死亡意识向生命意识、道德意识和文化意识的转化，有限的个体人生向无限的群体人生的转化的思想，并指示了转化的途径。
其次，它表明了谨慎地对待先人的临终关怀、保持死亡的尊严的态度。尊重死亡也就是尊重生命。后人应当帮助先人自然安宁地接受死亡，并获得临终的尊严，而且祭奠追念死者的德业，体悟生死的终极意义。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反映了一种宗教信念，同时也昭示了人的归属感，强调以人性化的方式料理后事。

　　5.天道性命一体

　　儒家的终极关怀具有天命根据与冥悟体认的宗教性格，其天命之道是生命与死亡意义的价值源头。儒者彻悟生死和在精神上超越死亡的根据是天道、天命及其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道德心性。天道与人道、天道与心性的贯通，表明儒者的世间肯定与世间关怀之中仍有其超越的形而上学的要求，即终极的最后的关怀。中国古代儒者“以天下为己任”、“救民于水火”的信念目标和救世献身的热诚，尤其是至诚不息虔敬无欺地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以事奉天地的精神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的安身立命之道，都表明了他们的宗教品格。儒者的使命感、责任感、“舍生取义”、“死而不朽”、“死而后已”、“朝闻夕死”的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精神，都有其宗教性的超越的“天道”“天命”源头。儒者个体有其信念信仰上的终极承担，能发现和发掘自身生存与死亡的终极意义。惟其如此，才能获得安身立命，以使有限的生命达致无限的意义之境。儒者彻底解决生死问题的真正理据不仅在天道，而且在源于天命而有的心性。这是儒者“天命论”和“心性论”的枢纽。儒者的人生态度和生死关怀都有超越世间的意义。
前面所说的“原始反终”“慎终追远”“抱始返本”，都是要追溯到这里。有人说儒学缺乏宗教性，只有世间关怀；也有人说儒学缺乏个体性，只讲群体伦理。看来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之论。儒学的生命意识、救世热忱、生死关怀及其超越理据，即是它具有宗教性的铁证。儒学的道德体验与实践，特别是直面人生、直面死亡的承担，绝对是不可替代、不可让渡的个体性使然。也就是说，儒家“天命论”和“心性论”省视了生命与死亡的根源性和个体性，使个体不脱离生生不已的宇宙仁体，同时又从日常共在的沉沦状态中超拔出来。儒家体证了生的超越根据，突显了生的本己性和个体性，同时也涵盖了死的超越根据和死的个体自由。

　　6.儒学生死观的当代价值

　　生死及其意义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是世界上各种宗教、哲学探讨不休的问题。随着现代工商科技的日新月异和高龄化社会的出现，天、地、人、我之间更加疏离，迫使现代人远较古人更加感受到孤独无依。现代人的精神安顿已成了问题，生活的无意义感笼罩着新生的一代，他们面对的是无信仰、无本根的生活。在人文淡泊、道德危机和“文化工业”、痞子盛行的世界性氛围中，人们的心灵缺乏滋养，生命缺乏寄托。而人寿的延长，使得迫近死亡的负面心理的纠葛更加严峻。大量的退休之后的准老人、健康老人、衰弱老人或绝症患者的物质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成了问题。临终物质与精神关怀的缺乏及料理后事的非人性化方式，更使人们惶恐不安，使得临终者不能从容不迫而又具有人性尊严地承担死亡。
现代化的科技文明不能代替现代人思考人生与人死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儒释道耶等思想资源中具有丰富的破除世俗迷执的生死智慧。借助人类古老文明的精华，凭藉宗教的、道德的高度精神力量发现生死的终极意义，从而在信念信仰上具有某种终极承担精神，是提高现代人生活品质和人格境界的重要途径（参见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版）。
儒学，特别是它的形上本体论及生死观是我们走向21世纪的重要的精神依据之一。它可以扩阔我们的精神空间，避免价值的单元化和平面化，避免现代化所预设的价值片面夸大，并批判其负面，批判工具理性的恶性膨胀。儒学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提升我们的人格，活化性灵，解脱烦恼，缓冲内心的紧张，超越生死的执著，复活人文理想的追求，使人真正过着人的生活。儒家的精神对21世纪社会和人生负面的治疗和拯救，尤其是对人性和人心的安立，肯定会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儒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明了生活的意义。儒学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干。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促进人们的理想人格追求，克服人文精神的失落、民族素质的弱化和民族性的消解。
一个人、一个族类必然有自己终极的信念信仰。它超越了世俗人伦的实践意义。儒学的超越性和内在性的和合，肯定人本乎自己的（又是天赋的）心性从事道德实践的工夫，可以知天、事天、上达于天，即达到一究极的、为天所知的境界。“天”“天命”“天道”及其对这一终极真实的主体性体认，是儒家在精神上超越俗世的真正根据。儒学资源仍然是现代人生的源头活水，是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精神食粮。（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作者：郭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