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把唯物史观规定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唯物史观无疑属于广义的"人的科学"，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无非是人自身的活动。但建立在近代科学及其指导下的大工业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首先是一种积极向外拓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从分析人类生活必需的外在衣食住行入手，从满足人类最基本物质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着眼，主张先通过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再来实现人的解放。如此，"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6](P760)，真正在自然、社会、自身三大领域成为"主人"，那么，"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7](P927)。"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一口号极其典型地表明了推展现实社会向前的一条外向路子。
"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4](P150)，这一重要论点尽管主要是从物质生产实践的角度讲的，但它同时启示我们：人的科学要达到"自我实现"，即有关人的真理最终落实在人自身上，这是一个内在潜能的挖掘及其外化实践的过程，这将预示着一场由外向内的方法论变革，即由工业化的外化实践转向人的内在自我实现即挖掘内在潜能的内向性实践。"在实践上"这几个字意味着，工业化的文明仍是这种关于人的"自我实现"的必要基础，只是必须随其发展而不断增加内向人文实践的内容，儒家哲学显然能够于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可弥补自己近现代科学和工商业实践的不足之处。
唯物史观揭示的理想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P120)。这个理想社会，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最终追求的内外合一之境界。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人和自然界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放大）矛盾的尖锐化，既有地球物质资源的有限性给人类设置的"边界"，又有核战恐怖阴影带给人类的"末日"劫难，警示人们今天（不是明天，更不是遥远的未来）就必须将东西方的内外向实践结合起来。一味跟随西方文明向外拓展的路子所激起的冲突，很可能是一条毁灭之路。欧文·拉兹洛提出的广义进化论即试图通过改变人类的内在限度（特别是意识深层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为人类的进化指明一条光明大道。[8]
四 人性化与伦理化：实践效应上的协同性
　　现时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双刃剑"效应，尤其是其中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上个世纪科技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如期带来十九世纪前人们对科学的乐观主义态度的增强。相反，我们看到，在以"相对价值"标准的掩护下，科技被用来作为恶的力量的泛滥，使人们的恐惧和不安心理大大强化了。应不应该、应该如何对物质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带来的"必然领域"的急剧扩大加以限制？要不要对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模式进行彻底的反思，并考虑从根本上改变现行（西方现代化）的模式？
其实，马克思对科技实践引起的真与善的冲突早有警觉，他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9](P4)
现实之人，即具体的、历史的、从事着各种实践活动的人，因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特别是生产力）的制约，未达到一种理想状态，故表现出一系列的异化：人的本性需要的异化、社会联系的异化、生命活动的异化、意识活动的异化等。这是一种"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4](P24)的状态。但未来的人，"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P926)，生产劳动亦"变成一种快乐"[6](P644)和"自主活动"[3](P130)，"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10](P651)。
人们的一切社会联系，尽管内容可以千差万别，但都必须受到道德观念的制约。道德这种意识活动是一般意识活动的基本点与发动力，同时它又为一般意识活动作出明确的导向规定性，故属于古人说的"心之中又有心"的深层意识活动。因此，在本底层面上形成的道德意识结构模式于整个意识活动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有道德意识的参与：或者受"善"的道德意识支配，或者受"恶"的道德意识支配，人类所有的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打上了道德的烙印。
按照儒家哲学的见解，在一切人文的要素中，伦理道德实居于核心的、根本的地位，其统率作用表现在从动机上（动因和目标）使人类的一切政治、经济乃至近代的科技趋于道德化。从这一意义上讲，显然，以趋于至善为目标的道德对科学技术实践也应具有一种贯穿始终的规范和指导用途。我们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发展过程中，迈向崇高的善的征途，比一切其他要求显得更为紧迫。理性的力量，如果不以善去制约，无疑等于人手中持了一把利刃既对准了外在，也似同"飞来器"一样，瞄准了自我。科技史家李约瑟在谈到现代科技"几乎每天都在作出各种对人类及其社会有巨大潜在危险的科学发现时"，坚定地指出："对它的控制必须主要是伦理的和政治的，而我将提出也许正是这方面，中国人民中的特殊天才，可以影响整个人类世界"[11](P351)。使科学人文化、伦理化，改变"技术和工业的非人性现实过程"[12](P109)，不失为正确方向的选择。
今天，在社会的价值标准被庸俗化为物质的、实利的因素，发展和进步被简化为国民经济的增长指标、人群的消费和收入状况的提高后，消费广告成了道德的主宰，人们沉溺于物质主义，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要改变其方向，需认识到：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经过历代实践检验的、由人性论衍生出来的儒家道德观及其种种规范（应含礼仪与法制），加以变通后仍是我们今天个体与群体生活的相处之道。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挥道德的功能，把伦理化倾向的知行观与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行观统一起来，使政治道德化、经济道德化、科学道德化，就不会有"每出现一种新的技术，相应地就会有一种人性的反应作为代偿"[13](P1)的局面。
五 "成人之道"与理想社会：实践目标上的一致性
　　中国传统的伦理型文化，高度重视对"人"的研究，把人推尊到很高的地位。尤其是儒家学者，对于怎样做人的问题，如理想人格的内涵、层次，理想人格的理论依据(人性善恶)，成就理想人格的价值取向--群己关系、利义关系、理欲关系以及培养高尚人格的修养方法等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种偏重于讲怎样做人的文化，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学说。不同学派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概念提出不同的理想人格，如儒家讲的"圣人"、"贤人"、"君子"、"仁人"、"成人"、"醇儒"等，道家讲的"真人"、"至人"、"神人"，墨家讲的"兼士"，法家讲的"法术之士"等等。其中以儒家的"君子"、"圣贤"理想人格对中国人的影响为最大，并形成一个优良的民族传统。一般来说，儒家所追求的完美人格，也是趋向于知、情、意的统一和真善美的统一。不过，它更着重善，以善为本位，是一种道德型的理想人格--不仅包含着内在的德性，而且总是展现于外在的行为过程中，表现为德性与德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这种以善统真关的理想人格，"就其肯定人应当多方面发展而言，其思维趋向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无疑有着相一致之处"；儒家在这些方面所积淀的许多有恒久价值的优秀成果，为"建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型现代人格理想，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14](P470-471)。如果儒家"内圣"修养的方法与境界剥离掉模糊性、直觉性乃至神秘性等局限，突破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仅重个体自修自悟的方式，开辟"人道"社会化的实践与验证途径，汲取现代科学、哲学的成果，采取高度理性化的思维方式以满足工业化文明时代人们身心的需要；而"外王"如能超越社会人伦关系，在自然、社会、人事广阔空间结构上建立起来：这种人格理想就能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道"的实践不仅体现在"成人之道"上，而且体现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上。尽管儒家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很大不同，但在主张财产公有、自觉劳动、精神觉悟等方面，二者相通之处还是很多的。所以，在科学的社会主义传入中国时，"大同"理想"为中国人民认同共产主义提供了思想文化的基础"[15](P159)。今天，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看到，注重人的发展，注重以德治国，建构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小康，实现民族复兴，等等，这些措施和理念，越来越多地把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社会理想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除了结合现实国情、当下实践因素外，还必须考虑这块大地上深厚的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实践呼唤这两种来源于不同传统的精华在更高、更深层次上的融合，而实践性特征恰恰为这种融合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朱康有）
    注释：
[1]朱康有：《中国传统哲学价值再评估》，《哲学动态》2006年第9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吴文新、朱康有：《试论生产力发展的科学人本模式》，《晋阳学刊》1999年第3期。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8]欧文·拉兹洛：《人类的内在限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1]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
[12]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约翰·奈斯比特等着：《高科技·高思维》，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中文版序。
[14] 张建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5] 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