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就是不断修身，故能不断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综合素质，从挫折中获得承受磨难、挫折，战胜艰难困苦的能力，从进步与成功中获得生活的乐趣。自身道德质量、思想境界得以提高，胸襟眼界，得以扩大，志向操守坚定不移，情感意识便能超脱于物质欲求之上。不为外物所左右，而有"富贵如浮云"的心胸，随遇而安的肚量。所以能长久处在清贫的环境中而不怨天尤人，长久处在荣华富贵之中也不骄奢淫逸。孔子称赞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又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就是称赞颜回有不忧、不惧，不怨、不怒，常乐恬静的仁者情怀。孔子自己对待生活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们的虽然生活清贫，但没有忧伤没有怨恨，生活一直很快乐。
学习也是防止和纠正思想行为偏差的有效方法。孔子曾告诫子路："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这说明坚持"仁、知、信、直、勇、刚"这样的优良品德，如果不学习也可能发生的偏差，出现蔽端。因此一生一世"学而时习之"都不能停步。孔子一生就是如此，他对弟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足以说明普通民众也都懂得了学习是贯穿人生始终的事。
人生的又一件事就是"教"。说到"教"人们很容易想到学校、想到教师。其实这样看是不对的。世人的成长、成熟既然都需要模仿，那么世人也就不可免地成为仿效的"模样"、模仿者的"教师"。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的品格、能力都跟接受的影响、习染相关。所以"爱人"之举，莫过于对人进行教育、培养。为此，孔子多次对执政者提出："举善而教不能"、"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还提出了"善人教民"、使民"富"而后"教"以及"有教无类"等主张。他自己则终身行教，"诲人不倦"。"无类"二字应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分贫富贵贱、及地区民族；二是说不分智能高低、品德优劣。只要是有接受教育的愿望和要求的人，孔子都一样乐于教导。正因为如此，孔门弟子显现了"杂"的特色。孔子曾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从社会地经济状况看，孔门弟子中有鲁国最有实权的大夫"三桓"之一的孟懿子和贵族南宫敬叔；有经济较富裕，喜欢经商的子贡；也有出身寒微、贫贱的子路、仲弓，居陋巷，衣食不足的颜渊；还有曾经"在缧绁中"的公冶长。《庄子》说："原宪法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上漏下湿。"可见其家庭贫寒。从性格品质而言，弟子中有忠诚、勤学的颜渊，也有学习偷懒"昼寝"言行有些脱节的宰予、性格直率又有点莽撞的子路、憨直而理解力差，幼稚气十足的樊迟、思想激进有些偏激的子张等等。这些学生在孔子门下，一样受到良好教育和有针对性的指导，他们的道德品格、知识水平、生存和创造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成为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中的成员。颜渊、子贡、子路、原宪、曾参等，均为孔子所器重，有的成了孔子的得力助手。子游、宓子贱等成了政绩卓著的地方官员。子张、曾参、有若等都是弘扬孔子学说的优秀传人。孔子把教育办到民间，极大地扩大的教育的社会基础、教育对象，扩大了人才的来源。不仅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造福万代的伟大突破，也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进步。它所蕴涵的"教育平等"精神光照千秋！
孔子办教育有一个基本出发点：人的道德质量是可以通过教育提高的，而道德水平高低能决定行为的向善还是向恶。所以孔子认为，救治乱世首先要救治人心。他兴学从教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人的优良道德质量。培养能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人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教导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子贡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孔子的回答讲明了三点：其一、"士"应当有高尚的品德，正确的见解和是非观，言行举止有坚定的原则，就是"行己有耻"。其二、"士"应有为国家做事的愿望、胆识气度、责任心和工作能力。其三、忠诚守信，勇于承担重任，敢于负责，能出色地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勿论遇到什么意外情况也能从容应对，做到"不辱君命"。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是既教学生为人，又教学生做事。并且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他要求学生"仁以为己任"、"博学而笃志"。（《论语·子张》）这是因为"立志"是人生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也是品德修养的重要内容。有正确远大的志向，才有生活的正确目标，上进的动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决心。既"志于道"就要在学习仁、义、忠、信等道德规范中，坚持用于实践。孔子曾告诫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所谓"君子儒"，就是德才兼备，"仁以为己任"的志士仁人。"小人儒"则是用所学的文化知识挣钱，谋求发财致富、升官扬名的人。以"君子儒"为修身的目标，孔子的弟子中确实涌现了大批杰出人才。他们对孔子学说的广泛传播，对中华传统文化、民族心理、民族语言的形成，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孔子还认为，教人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爱人"之举，治人心是治乱世安百姓的有效方法。《论语·为政》中有这样一章：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在孔子看来，治人不在于"管人"，而在于"教人"。以道德教化民众，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世代流传的优良传统。人的道德提高能使国家、民族的正气上升，邪恶潜形。能做到以教化人者，即使没有掌权，他的正确思想、主张也能影响掌权者，影响民众、影响社会。这也就等于参与了政事。以"仁者爱人"观点看，治理民众从本质上说应该是对民众施行教化。治人者应当成为大众的榜样，民众的导师。治国治人首先要培养自身品德高、能力强的治理人才。通过他们对民众的教化引导，使民众懂得如何立身处世，如何成长为知礼守法的文明人。从而以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关爱帮助，取代当时普遍存在的相互欺骗、争斗、残杀和掠夺；用和平、安定代替分裂、争霸、动乱和战争的局面。也就是用教化树人进而达到安天下的目标。
安百姓是孔子的毕生追求
生活在世间的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希望获得丰富的知识、希望得到一份好工作、希望得到财富、希望得到爱情、得到幸福的家庭、得到真诚的朋友、得到社会地位、获得成就、得到别人的尊敬和赞赏、得到宁静安闲、得到健康、得到长寿等等。什么样的追求才是崇高的呢？《论语》告诉我们：以安天下为目标的人生追求是最崇高的。百姓安、天下安也是孔子的毕生追求。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孔子认为做君子就应当不懈提高自己道德修养和能力，严肃认真地做好自己承担的工作；自己心安、身安也使周围的人得到平安；使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平安。孔子还特别指出：安天下百姓的追求，就是尧和舜那样的圣人做起来也会觉得困难。可见这种追求目标是非常高的，很不容易达到。但这是立志于"仁"者必然的追求。既把"仁"看作做人的最高准则，勿论有多难也必须终身实行而不懈怠。既要有信心，又要有毅力。
如何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努力奋斗呢？孔子提出了两点；一是"修己"，二是教民。百姓安、天下安，说到底就是适当地确定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行为规则从而建立起比较稳定、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并维持这种秩序就叫"治理"。被"治"的主要对象是"人"；"施治"者也是"人"；治理的目标有两项：一是维护与保障社会正常秩序。二是提高全体成员"听话""服管"有自我约束能力的道德意识。第三才是对不守法规不遵约束者依律处罚。所以治人者应当成为大众的榜样，民众的导师。通过他们对民众的教化引导，使民众懂得如何立身处世，如何成长为知理守法的文明人。
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问宪》 这里所强调的是：治人者或是治于人者都有权而且都有必要接受教育，懂得道理。从"治者"的层面讲，懂道理的"治人者"必有仁爱之心，故能以爱人为出发点，以教民为先，着眼于"人"的素质的提高。从社会层面说，有修养有道德的民众，大都能自觉遵守国家法令、规章和道德规范、服从管理。孔子以教"安百姓"就是要通过教育造就有爱心能体恤百姓的好官，造就"听话"" 服管"的老百姓。进而达到天下太平。这样的"安"固然是有利于当时政权的巩固，有利于实现统治阶级所企求的长治久安，却也能为庶民百姓造成一个平安有序的生存环境。
孔子追求的平安社会是个什么模样呢？《论语》中没有他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不过从相关言论中也可以看出孔子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当有以下特征：
（一）树立了治理者，尤其是最高决策、指挥者的权威。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孔子这番话显然是对西周以后数百年社会演变状况作分析，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也是在寻找当前社会动乱不止的根源。制礼作乐也就是制定天下人的行为规范，根本性的法规制度，确立社会的基本秩序。出兵征伐乃是关系很多人生命财产、社会平安、政权稳固的大事。这两类事由最高当权者天子发号施令天下才会太平。如果天子失去了权威，各诸侯都能擅自发号施令，甚至大夫都可以擅自发号施令，那么天下就会混乱，天子、诸侯就要丧失权位。如果超脱天子、诸侯、大夫及具体的政权形态、体制、社会制度，仅从"治人"的层面考虑，就不难发现，勿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管理一处地方、一个团体，都必须实现所在范围内的号令集中统一。这就要求树立执掌领导、指挥权的人有相应的权威。上有所令，下必执行、服从；上有所禁，下必严格遵守，不越雷池半步。从而形成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做到这一点，不仅能建立和维护稳定有序的生产、工作、生活秩序，还能减少以至消除内耗，增强合力顺利达成共同追求的目标。可见树立领导者或管理者的权威，是正常秩序的需要、获取成功与胜利的需要。不管是国家还是单位、团体，有了这一条才能做到政令统一畅通，令行禁止。所以从安定和办事有效的角度讲，任何人都不能把领导者的"权威"看作是个人地位、资格、官架子，看作是个人的事。
（二）树立了法规、政令的权威。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孔子这句话是将实施道德教育基础上推行政令法规，同使用严厉刑罚推行政令法规做对比。结论是：通过道德教育提高了民众道德水平，民众就有羞耻之心和识别善恶是非的能力，就能自觉不作坏事、丑事、恶事，抵制坏事、丑事、恶事，把违法乱纪的事，消灭在邪念萌生之初。教化能"防患于未然之前"，发挥预防作用，而刑罚法律只能"施于已然之后"，起到威慑与儆戒作用。从法规在人们心中的位置而言，单纯用政令法规约束民众，用严厉的刑罚去惩处违法违禁者和不执行命令的人，最好的结果也只能达到使人不敢犯法，免受关押和刑罚处分，然而这样的人多数会缺乏耻辱之心。法规在他们心中是可怕的，也是可恨的、可恶的、讨厌的。如果能躲开执法者的眼睛，或者以为能逃脱惩罚，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践踏政令法规。接受正确教化的民众心里，法规政令具有崇高的权威，是自己必须也是情愿严格遵守的，触犯了就是可耻的。因而不管有人监督还是无人监督，都能坚定不移地遵照执行。所以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坚决反对不施教化，单纯用严刑峻法惩治人。
确立政令法规的权威，治理者必须首先为大众做出榜样。因而孔子反复对当政者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强调"正人先正己"，就是强调治理者的表率作用，带动与引领作用。其次，政令法规不仅要公之于众，还要先行宣教，让民众对政令法规有清楚的了解。《吕氏春秋》所记孔子的学生宓子贱治理亶父的故事就能说明这个道理。宓子任亶父地方官几年之后，孔子派学生巫马旗去考察。巫马旗穿着短衣披着破皮袄到了亶父。一天晚上看见有人捕鱼，抓到鱼又放回水里。巫马旗问："你捕鱼是为了获得鱼。为什么捕到了又放回去呢？"捕鱼人说："宓子先生规定不捕小鱼，我放回水中的都是小鱼。"巫马旗见到捕鱼人的时间是晚上，显然没有执法者监督在场。亶父宰宓子贱所制定的规章，捕鱼人做到了有人监督与无人监督一样遵守，在众人面前同个人独处时也是一样，自我约束不越轨。这足以说明政令法规在他心中有了多高的地位。
（三）实现了上下权责分工明确、关系协调。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社会上的主要人际关系是，君臣、君民、官民之间的上下关系；诸侯国王之间、臣子之间、普通民众之间的左右关系。孔子对当时这些关系作过分析与讲解。多次阐述了只有上下分协调才能实现天下安定的道理。对于君臣关系，孔子明确指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脱开"君与臣"，就一般的上司下属关系讲，应该是居上位者尊重下属，居下位者对上司或者上级忠诚。诚实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及时如实地报告情况，忠实地执行上级或者上司的指令。
子路曾向孔子问过如何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孔子所说的"欺"有两义：一解为"欺骗"。勿欺是指对君主要忠实真诚。二解为"欺负"。勿欺是说对君主的权威要尊重。犯：触犯。此处是说敢于直言，指出君主的过错。孔子的回答表明，对君主的忠诚最重要的是敢讲真话。换言之，忠于职守做好工作，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作下属者对上级、上司最大的忠诚。孔子还认为，居上位者应当倾听下属的不同意见，让下属大胆地发表各自的意见。《论语·子路》中记录了孔子与鲁定公的一次谈话。定公问："一句话可以兴盛国家，有这事吗？"孔子回答说："一句话不可能有近乎这样大的作用。不过人们常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因此而知道了做君主难。不也近乎一句话便兴盛了国家么？"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丧失国家，有这事吗？"孔子回答说："说话不可能有这样大的作用。不过也有人说：'做国君没有别的人快乐，只是我说的话没有人敢违抗我。'如果说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是很好的吗？如果国君说话不正确，也没有人违抗，不就近乎于一句话使国家丧失吗？"孔子强调君主听话、说话都可能关乎国家兴亡，故不可不慎重。君主如果独断只听顺耳顺心的话，臣下又不敢直谏，就必然埋下亡国的祸根。"一言兴"、"一言丧"的说法虽近乎夸张，但作为告诫手握重权，肩负重任者，要他们尊重下属，虚心而且耐心地听下属讲真话，则是很有意义的。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论语·八佾》
孔子此处所说是实现上下协调的又一重要办事原则。曾子说："思不出其位"，是他对这句话的理解。孔子这句话的意思不只是说居下位者不越权干预上司政事，也包括居上位者不要插手下属的政事。居其位，谋划其政事，行使其职权，尽其职责。这是所有从政者，能够有所作为的基本条件。也是所有从政者，应当具备的基本品德。质言之就是要各正其位，各守其分，各尽其职，各行其职权，彼此尊重、上下监督，互不干预。如果居下位者谋划上级职权范围的事；居上位包办代替、谋划并行使本该下级掌管的职事，不仅会打乱正常的秩序，还会造成政令混乱，上下之间扯皮、推诿。越位干预别人的政务，不管是上级或下级，都是不尊重对方，只相信自己。既是越权又是不负责任、不尽责任的表现。这种作法很容易伤害别人的积极性，又很容易破坏上下之间团结协调。以一人之智力去取代众人的智力，绝对把事情办不好。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上下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样才可能达到配合默契，以至心灵相通的最佳境界。管理者群体的协调和谐是实现团体、单位乃至国家安定和谐的基础。
（四）社会成员各正其位，各安其分，各尽其责。
《礼记·礼运》中记载，孔子曾经把自己的理想追求描述为"大同"世界。数千年来"天下大同"的理想，成为历代有济世之志者和普通百姓的共同追求。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君主、臣民和谐相处的社会局面。居上者不失职，不越分；居下位者，不越轨，不犯上；各安本分，各得其宜，各尽其力。实现和保证这种局面的根本，就是"正名分"而建立的良好社会秩序。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孔子关于"正名"的两段话了。
齐景公问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诸？" 《论语·颜渊》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论语·子路》
强调"君君，臣臣"绝不只是尊重君主的地位。它的意思是：作君主的要象君主的样子，尽君之责，行君之道；人们要象对待君主那样去对待君主，有其地位、有其权力，有其尊贵、有其威严。以下"臣臣"结构与此相同。孔子强调治国先"正名"。从管理国家的层面上说，是讲各级官员要名实相符，有名分、有职责也有职权。如果推广到所有社会成员来讲，事实是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场合中，总是以一定名分出现的。比如在学校你是教师或者教授，在家中则是爷爷或者父亲，进入剧院或电影院就是观众，登上火车、轮船或者飞机你学是乘客。有其名则有其位，在一定场合里就要安其位，守其分，尽其职，尊重他人的职权，听从他人的指挥，互不干预。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和大众的生存秩序。每个社会成员、每个单位、以至不同的民族、政党、社会团体都有自己恰当的位置、权利和职责。各得其所，就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人人各安其位，既立脚本职，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又尊重别人的职责、权利，不越俎代庖，不乱伸手，干预别人职权范围内的事。人人能发挥好自己的聪明才智，人人做好该做的事情，有了这样的秩序自然百姓能安、天下平安了。
人的高远追求总会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孔子的理想社会境界自然也不能例外。不可忽略的是，孔子所期盼的政令统一畅通；人人自觉遵守法规；上下各有其位，各尽其责又能相互协作；社会分工明确，各守其分，各尽其力等等，则是产生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愿望。几千年间，"人"与"社会"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但是安百姓、安天下依然是志士仁人尚未实现的崇高追求。读《论语》悟人生，对于理解人生意义、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的永恒则是自古以来有志者的美好愿望。孔子之前就有人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主张。《论语》中则指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途径和方法：志仁安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这就是《论语》对人生意义的精妙阐释。（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潘大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