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与"同"这两个哲学概念的区别，与孔子同时的齐国晏子和长于孔子的郑国史伯都讲过。他们说："和"就像烧菜汤时，必须将肉、盐巴、醋和水放在一起煮，一首歌必须由高低不同的音调组成，通过这种调配与组合，才能烧出各种不同的可口的菜汤，谱出不同音调的美妙悦耳的歌曲。如只用一碗水，再加上一些水烧成汤，用一个高音与同调的高音写成歌曲，谁人愿去喝和听呢？《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更将"和"与"同"的区别，用他与梁丘据对待齐景公言行的态度来说明。晏子对齐景公说：前面谈的烧菜汤和听歌曲的道理，用在君臣关系上也是这样。"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乱，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左传·昭公二十年》。就是说：国君你说可以的事，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我将不足之处补充出来，使这件事办得更好。国君你说某件事是错的，我可能看出此事还有好的一面，我便将好的一面补充出来，使这件错事转变为好事。这样君臣之间相互补充，使国家安定，不发生混乱，人民之间没有争讼等事，这就是"和"。梁丘据对国君则不同，你说对的，他也跟着你说是对的，你说是错的，他也跟着你说是错的。这样对国家又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他与你的关系是"同"，而不是"和"。
孔子不仅在他的政治实践中推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外交思想，在他的晚年，当他得知齐国的田常欲夺取齐国的政权，先打算派兵侵略鲁国时，便召集他的学生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司马迁：《史记·仲尼第子列传》。要他的学生离开学校去游说各国，通过外交方式来救鲁国之难。于是子路、子张、子石等都请求前去，孔子均不同意。当子贡请求外出时，孔子同意了。孔子与子贡先研究了各国情况和齐国田常、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都想称霸中原、争当盟主的特点后，便先使子贡去见齐国的田常，向他说明攻打鲁国对他夺取齐国政权不利，希望他不要攻鲁，而要与表面上"救鲁"，实质上想称霸中原的吴王夫差交战。田常听了子贡的意见，便不攻鲁国。子贡接着前往吴国劝说吴王夫差，请他援救鲁国，攻打齐国，以扩大影响，称霸诸侯。夫差怕被他打败的越国勾践乘他北上攻齐之机从背后攻吴。子贡又去见越王勾践说：你"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史记·仲尼第子列传》。你必须"卑辞"、"厚礼"，多送些财宝和部分士卒给吴王夫差，支持他先去与齐国交战，以免他先灭掉越国。勾践万分感激子贡，按子贡教的计策行事。孔子与子贡的这一外交活动使鲁国得以保存，齐国被削弱，这对鲁国来说，又是一次未动用军队而采用外交方式得到的胜利。
孔子的"推己及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思想的核心，是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种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分歧与争论，反对"强凌弱"、"大欺小"、"众暴寡"的不义战争，而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对于受压迫的人民反抗暴君、污吏的正义战争，孔子是支持的。孔子、孟子对"汤放桀，武王伐纣"《孟子·梁惠王下》。，周公对企图分裂西周新兴政权的武丁、管叔、蔡叔等的"东征"，都是歌颂和肯定的。《诗经·豳风》所载的《东山》和《破斧》两首诗中，既记录了从征的战士经过三年的艰苦战争后回到家乡，看见家乡的山水和父母妻子的快乐心情，又记载了在三年的战斗中，虽然把战斧都砍缺了口，但取得了"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周公东征，四国是遒"等使新兴的西周王朝得到巩固的伟大胜利，使四方各国得到了安宁。孔子在整理《诗经》原有三千多首诗时，除保留了这两首诗外，还保留了记录周公亲自"东征"，铲除了武丁等的叛变之后，周成王所写的作为自警的"予其惩，而毖后患"的《小毖》这首诗。《诗经·周颂·小毖》。可见孔子对这场平叛分裂割据战争的赞扬。孟子更将"汤放桀，武王伐纣"说成是"诛独夫"、民贼《孟子·梁惠王下》。的正义战争。
四、从"以人为本"、"以人群居"为出发点，孔子提出了有助于社会发展和安定的伦理道德
人类要生存、延续，必须依赖家庭、种族、社会、国家等组织。为了保证这条纽带上的关系不被破坏，孔子针对家庭、邻里、社会、国家等组织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保证这条纽带健康发展的道德伦理范畴。他说：在家庭的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关系中，应该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在邻里中，应尊老爱幼，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国家生活中，应"君义臣忠"，君要守君道，臣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孟子将孔子的这些思想概括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五种伦理道德。这五种伦理道德从在家庭、社会、国家中所处不同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提出各人应尽的职责和应遵守的道德。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应以亲情为主，父母负有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子女应当孝顺父母，赡养年老父母，关心父母的起居；做国君的应从国家"大义"出发，去"抚育万民"、"保国安邦"，而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任用官吏，奴役人民，这样人民和官吏才能为国君和国家效忠；夫妻之间应当有在家中对待自己的妻子和丈夫与在家庭外对待其他男女的分别，不能淫乱；邻里之间，年长的要扶助、爱护年幼之人，年幼的人要尊敬和帮助老年人；社会中交朋结友，与人往来，要言而有信。不遵守信誉的人，是难以立身社会，取信于人的。孔子还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以矣。"无信之人像大车没有中心轴，小车没有车轮之间的横轴一样无法行走。
这五种伦理道德并不是只要求一方，强迫一方绝对的服从，而是从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上，提出彼此应遵守的公德和应尽的责任。这些公德对维持中国封建社会秩序，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也是历史事实。
到今天，人类仍然离不开家庭、社会、国家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仍然离不开应遵守的公共道德和伦理关系。因此，不少学者便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孔子思想中，探讨发掘出一些如忠、孝、诚、信、礼、义、仁、爱等范畴，去其封建性的内容，而赋予其新的涵义。这是有益于当今中国和世界文化建设的。对于我国国民公德的培养，应当说提供了资料，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些著作和文章总结"五四"以来研究儒学的经验、教训，恢复了孔子这位不仅对中国和东亚各国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而且对法国的伏尔泰、费尔巴哈、狄德罗等，德国的莱布尼茨等，俄国的普希金等，都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的地位。在伏尔泰所著的书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孔子的尊敬。他说："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这种道德，世界上就不会有什么斗争。"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馆，1940。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将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他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载《世界历史》 ，1983（1）。这些都是载之于中西名人书集中的历史事实。
在今天，我们只有更新我们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才能与客观世界相适应，才能把事情办好。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正确地总结历史人物的思想方法，去掉其受时代局限的某些具体内容，保留其思维活动的方式、方法与逻辑结构，有规律地反映客观真理中得到的。如：孙武在用兵时，所说的"知己、知彼"；孔子所说的"推己及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中的"彼"与"此"、"己"与"人"、"学"与"思"等。"学"什么？"思"什么？古人与我们当然有很大的差别，但从人类思维认识运动的共同规律上，我们继承古人早已总结出来的这些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成果也是明智之举。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前人留下的一些规律性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应踩在他们的足迹上前进。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快，飞得更远，而不必事事都要自己做过才相信。这也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而谈创新问题的原因。
通过上述对中西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与当今人类现状的观察分析，我认为：汲取中国孔子思想中"推己及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及道德伦理中重视人与人的共同生存关系的智慧，有利于制止当今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人与人之间互相仇杀的斗争，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节选自《儒学与世界》 作者：贾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