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学说与儒家思想

2012年08月28日

    孙中山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同时，也没有忽视中国优良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重视继承、弘扬，其中儒家学说中有不少观点就是他所乐道的。

广西梧州市中山纪念堂

　　一

　　继承与吸收，无论是对一个思想家、一个学派的形成发展，还是对一个民族（或国家）具有时代气息、民族特色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创立，都是不可少的。从近代中国来看，有成就的思想家大都重视继承和吸收，只不过其侧重点不同。孙中山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人。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是在“新旧潮流相冲突”中逐渐形成、不断完善的。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其特点、短长，“各有各的文明”（《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立足于这一点，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需要出发，他说：“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与邵元冲的谈话》）“一切学术”，当然包括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让我们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如何做的。
孙中山多次肯定、称赞儒家的王道、德教、心性文明，一再提到传统思想文化在他的“革命学”的形成及其内容中的地位、作用，也经常运用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范畴、有关观点、思想论述他的学说。比如，他一涉及到自己的学说的思想渊源、有关内容时，总是既强调来源于欧美，又承认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诸如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中国革命史》）；“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在沪金星公司等欢送两院议员会上的演说》）；“彼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在欧洲的演说》）。在专门讲到传统思想文化时，他明确地说：“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东西才可以放弃”（《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中国革命史》）等。基于此，他郑重地指出：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能“一概抹杀”，应“究其源流，考其利弊，始知补偏救弊之方”，并说：“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孙文学说》）这里的“用古人”、“役古人”，以及“因袭”、“不可抛弃”、“保存”、“发扬”、“光大之”、“融贯之”等说法，都是在于反对“一概抹杀”中国“固有之文化”（包括儒学），自觉地继承、弘扬传统思想文化。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孙中山在构建自己的学说中，所扬弃的传统思想文化，主要是儒家思想。而在儒家思想中，他最感兴趣的（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主要是大同思想，民贵君轻，仁义道德，智仁勇“三达德”，知行学说，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目”（他称之为“政治哲学”）等。
赞誉孔孟及儒家文化的历史作用。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说。孙中山常以儒家思想为三民主义宣传张目，将孔子、孟子并举，称之为“古之圣人”（《平实尚不肯认错》）。他认为，孔孟之所以能被誉为“圣人”，是由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了杰出的贡献，如说：中国古文化是由孔子“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而来的，“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年前所做的宣传工夫”（《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同时批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行为，以及清朝的文字狱。这里，“并驾齐驱”说法，旨在肯定儒家学说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社会的价值。
三民主义与儒家思想。三民主义是反封建的革命学说，从其性质、内容及其产生的时代等方面看，与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儒家思想，均殊；从其思想的渊源、某些具体内容等方面看，则不能说与儒家思想没有关系。孙中山自己也是承认的，毫不隐讳。第一，他从“学理”、“历史事实”、“将来建设”等三方面，分析、论证中国必须“实行民权”、“以民为主”。比如从“学理”上说，中国历史上虽无民权的事实，却早已有民权的言论或思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等话，以及“知民为邦本，则一国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此自学理言之也”（《中国革命史》）。当听到有人将三民主义看成是“再制列宁及其他近世社会主义之糟粕”时，他则强调儒学的影响，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于二程语丝。”（《与日人某君的谈话》）诚然，他出于维护民族尊严而说的这种话，不免有过激之词。但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不无关系，也是不能否定的。第二，“天下为公”就是三民主义所要达到的人类“最高理想”。他用中国古已有之的“民生”二字，将“时下底社会主义”译为“民生主义”，并说“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三民主义·民生主义》）显见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将民生主义看成是大同主义，说是此附，倒不如说是孙中山乐意的继承、弘扬传统思想文化的行为表现。以下事实恐难于否认。一是他将《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誉为“最伟大之思想”（《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视为“人类进化之目的”（《孙文学说》）；二是多次说民生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或理想，“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三是经常将《礼运》中“大同”的具体内容，或发挥，或改造，甚或有的原文，作为他的“大同世界”境域的一方面内容；四是习惯地用“大同”、“大同主义”、“大同之世”、“大同世界”、“世界大同”、“大同之日”、“大同之治”、“大同盛轨”等词语，宣传他的三民主义，描绘人类最高理想，而三民主义也就是要实现“以建民国，以进大同”（《陆军军官学校训词》）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不难看出，“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不止成为三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还被他看作是三民主义所要达到的人类理想境域。其实，三民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与《礼远》的“天下为公”大同理想，在内容、实质上是不同的。尽管孙中山在演讲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时，常常容纳了《礼运》“大同”的某些具体内容，但二者是不同的，必须指出。我们这里仅仅是从思想渊源、具体内容等方面，说明二者的关系。深入研究三民主义，对于这一点也是不宜回避的，也回不了。
“心理建设”与儒家思想。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一书三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就是讲的“心理建设”，又名“孙文学说”，可见其十分重视心理建设的。而心理建设的重要内容，除知行观外，就数人心的作用、人性的改造了。而人心作用、人性改造问题，是他在宣讲三民主义时时常涉及到的。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无非是改造人，使之具有高尚人格。比如关于人心作用，他说：“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孙文学说》），且国家之巩固，也“要以人心做基础”（《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关于人性改造，他说，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至今还不甚久”，“带有多少的兽性，人性很少；我们要人性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而要使“人心振”、“人性进步”，则要通过教育和先进理论之宣传才能达到的。孙中山的这一观点，与儒家的德教、人皆可成尧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崇尚传统的“仁义道德”教化作用，推崇《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就是较为突出的例子。他认为《大学》的这一说法，是一个“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的理论，是“精微开展的理论”，是中国“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独有的宝贵，是应该要保存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这似若是肯定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至少说明他的心理建设（人心、人性的改造）与这一理论是有密切关系的，要继承并弘扬的。
恢复民族地位与“固有的道德”。孙中山认为，推翻帝制创建民国，不是要忘掉或否定中国古代文明。相反，“是要恢复数千年历史上的文明”（《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历史上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心性文明，心性文明则包含“固有的道德”，即他所阐发、扬弃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人伦道德思想。他重视对革命党人乃至国民进行心性文明的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固有的道德”，主张保存、发扬，以造就人的高尚人格，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说：“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用“固有的道德”恢复民族地位，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之林，这是“治国”。在此基础上，“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同上）这里，孙中山强调“固有的道德”在振兴中华中的意义，并未忽视科技、经济的作用。他对“固有的道德”的“保存”、“恢复”，也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继承，是有所扬弃的。比如他说，“忠”字的道德，过去是忠于皇帝，忠于一人。现在讲“忠”，是忠于国家，忠于四万万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对“固有的道德”进行改造时，加进了民主主义、“公共心”、互助等一系列的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