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孔子与叔孙氏。从史料记载上看， 孔子与叔孙氏的直接交往并不多，但从人生追求上和人格修养上看，双方却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上，中国古代有“立德”、“立言”、“立功”等“三不朽”的名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这一名句正是出于“三桓”中的叔孙穆叔（叔孙豹）之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穆叔到晋国去，范宣子出来迎接，并问道：“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又自问自答的说，“丐”的祖先，在虞舜时是陶唐氏，在夏代是御龙氏，在商代是豕韦氏，在周代是唐杜氏，晋国主盟时是范氏，可说是能代代为官。所谓“死而不朽”就是指的这样的事情吧！叔孙穆叔听了后就回答说：“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 不可谓不朽”。叔孙氏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大大超越了范宣子的传宗接代的“死而不朽”的境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断地被继承和发扬。孔子虽没有说这样的话，但他实际上是这样做了。
叔孙穆叔不仅有这样的名言，而且还有很多感人的行动。如《左传·昭公元年》说，正当叔孙穆叔在虢地参加诸国的弭兵会议时，鲁国还出兵伐莒。当时楚、晋等国就想杀死叔孙穆叔，以表示对鲁国的惩罚。晋国的乐桓子就求财货于叔孙穆叔，以便为之求情免死。叔孙穆叔回答说，我免死后，鲁国必然有受征伐之灾祸，我的职责是保卫鲁国，现在叫我为了个人利益而移祸于鲁国，我是宁死不为的。当时有人就评论说：“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他用忠贞的态度，赢得了诸国的尊敬，并为鲁国圆满完成了外交任务。叔孙氏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也是孔子所肯定的。
叔孙穆叔之子叔孙昭子的言行更使孔子敬佩不已。叔孙昭子弟兄四人，即孟丙、仲壬、昭子、竖牛。竖牛是妾生，无权继承叔孙氏之正位，可是很想把持族权，于是就耍弄手段杀死孟丙和仲壬，迫使病中的父亲——叔孙穆叔早死，而拥立叔孙昭子继位。昭子早就看不惯竖牛的作为，继位之后，并没有感谢竖牛对自己的拥立，而是对家族的人说：“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杀适立庶，又披其邑，将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杀之”（《左传·昭公五年》）。竖牛惧而奔齐，后被杀。孔子对叔孙昭子这种不以私利为处事准则的行为评论说：“叔孙昭子之不劳（不酬劳竖牛），不可能也（难能可贵）。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同上）。孔子对叔孙昭子评论之高，达到了歌颂的程度。
当然双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论语·子张》也有“叔孙武叔毁仲尼”的记录。
总之，孔子与“三桓”不论在政治交往上，在礼乐交流上，或在人生价值的沟通上，都发生过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有矛盾，但也有一致的地方。那种认为双方完全处在对立状态的认识是完全不对的。
二、孔子思想与鲁国文化
总的来看，孔子思想既有浓厚的鲁国文化的色彩，同时又大大超出了鲁国文化。对鲁国，他一往情深，对它也充满希望，他曾说：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道”指“天下有道”的西周时代。他认为鲁国比齐国好，只要稍事变革，就可以上拟于太平盛世的西周。在数年为政生涯中，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忱，希望在鲁国重致太平，复兴周公之业。即使不能为政，在鲁国隐居也是一件乐事。那沂水的清波，舞零台的清风，还有二三同道，都深深地令他流连忘返。
1、孔子思想继承了鲁国文化。鲁国崇尚先王之训， 而孔子也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鲁国崇尚“周礼”，孔子也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鲁国有讲习礼、乐的传统，孔子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也认为“不学礼，无以立”（《季氏》）；鲁国注重亲亲孝悌观念，孔子更把孝悌当成仁的根本，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鲁国注意典籍收藏，孔子也喜爱古籍，并对古籍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由上可见，孔子是全面地继承了鲁国传统文化的。
“三桓”和鲁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因之孔子思想中的鲁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三桓”那里学到的。
2、孔子思想又超出了鲁国文化。 孔子既生活在鲁国文化的氛围中，同时也参加过其他国家的生活。年轻时就适周问礼于老子，又适齐“与齐太师语乐”。五十多岁以后又周游列国，所到之处，既有华夏文化，又有蛮夷文化。既看到了社会上层的状况，又深入到下层了解了耕者、渔夫、猎手、漂女的情况。他既读过鲁国的典籍，又读过所到之国的文献。如访问老子时，“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史通·六家》）。孔子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可以说是知多见广，从而为好学的孔子对各类事物和文化加以吸收和总结提供了条件。因之，在他的思想中，既会有鲁国文化的成分，又会有超出鲁国文化的其他新内容。这里不必全面论述孔子思想，而仅就其核心部分——“仁”的“爱人”思想，作以说明。
原来鲁国只重视宗法的“亲亲”观念，现在孔子提出的“爱人”虽然没有否定“亲亲”，但却走出了“亲亲”观念的狭小范围，也要去爱宗族以外的人。这就有利于人们走出家族的范围去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第一，在官员任用上，原来鲁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使外姓受排挤，贱者受歧视，有才能的人士得不到任用。现在孔子既然也要爱宗族以外的人，那么在任用官员时，也必然走出“世卿世禄”的框架，而主张用异姓之人。进而他就提出了超越鲁国传统文化的“举贤才”的思想。
第二，在道德思想上，鲁国原来的道德思想是以“亲亲”、孝悌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着重点是保护过时的宗法制度。现在的“仁”虽然也重视“亲亲”、孝悌观念，但是他却是以“爱人”为核心，来建立更广阔更全面的道德体系。他几乎把当时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看到了，并为这些关系提出了各种言、行的道德准则，如孝、慈、忠、信、恭、宽、敏、惠、温、良、俭、让、刚、毅、木、讷、清、廉、勇、直……。这个以“爱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道德体系，大大超越了鲁国文化，这一超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第三，在社会理想上，原来鲁国多重视同宗同族的和睦与发展，现在从“爱人”思想出发则考虑得更广和更远，所以他提出了“大同”理想，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这一境界更大大超越了鲁国文化，这种超越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总之，孔子与鲁国文化的关系，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他的发展没离开继承，反过来，他在继承时更有发展。没有发展的继承就没有意义，而有发展有超越的继承才有长远影响。（来源：《东方论坛》 作者：李启谦）
